美国的自由经济势头非常强大，任何人提出干预经济的措施，哪怕是产生了好的效果，也不会得到赞扬。星期一的暴跌后，白宫接通了交易所的电话，希望随时掌握这里的情况。财政部长贝克从国外飞回华盛顿，打电话问费伦：“我们能为这件事做点什么？我们能帮什么忙？”费伦不客气地说：“请你们把赤字降下来，请把银行的利率调下来。不可能？那就没有什么忙需要你们帮了。”
9点半，交易所准时开盘。市场一反前一天的惨状，电脑里收到不少买单。指数上涨211点，回升到1900点。可是好景不长，半小时后，新一轮价格滑坡重演，指数掉到1712点，比前一天的收盘价还低24点。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各大证券公司纷纷要求停市，费伦也开始犹豫了，但他仍艰难地支撑着濒临崩溃的市场。10点整，奇迹出现了。期货市场首先出现了稳定的回升。程式交易掉过头来，卖出价格已经回升的期货，买进正处于低价的现货股票。总之，大批订单蜂拥而至，带动了股票价格的回升。
第三天指数继续回升200点，中午时分已接近正常水平。危机终于结束了。这天美国总统里根发来慰问电，感谢交易所的工作人员。
后来我们才知道，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给所有的大商业银行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支持证券业。同时，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回一大批国库债券，向银行注入大量资金，促使银行将利率调回9%以内。
【存档】中国证券市场白皮书
这帮海外学子真想了许多事，并写就了这本白皮书（即《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在这本白皮书中，他们明确提出，银行不应是证券业的“婆婆”。但他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如何思考，而是如何表述，用中国人听得懂的方式说话，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写文章。为此，他们特请有国内工作经历的王巍操刀润色。但原文仍是繁体字。文章写成后，他们有渠道把这本白皮书送到了高层官员的办公桌上。但结果如何？他们说不清。王波明说：“回国后我们说话时，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说美国如何德国如何……”
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初稿）
引言
总观四年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我们既为一系列辉煌的成就而欢喜，也为一些潜在的问题而忧虑。权衡其成功和问题之所在，我们认为它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泛泛而论的鼓励、抑制，或任其自流都将会对证券市场本身乃至经济改革的全局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而因势利导地积极参与证券市场的塑造，建立一个合理的管理组织体系，使之真正发挥内在的经济机制，已成为急待解决的重要任务。
我们建议：
1.尽快整肃证券业的法制环境，健全并完善金融证券法律体系，保护新生的证券市场机制。
2.建立中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确立证券管理及发展过程的权威性，有条不紊地进入现代化。
3.促进集中交易制的发展，使证券运行体系规范化，适应现代大规模国民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
4.大力发展金融教育事业，强化有关金融市场业务与知识的宣传，增强民众金融意识，培训交易人才及其相关的审计、资信评估、稽核人员，迎接证券市场的大规模发展。
一、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中的问题以及若干思考
1.证券市场在中国金融改革中的地位
自1978年邓小平同志关于强化银行地位与职能的一系列讲话始，中国金融改革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了，在实际成果上大体为三个阶段，即：1978~1983年间，自上而下的金融体制建立时期，以中央银行制度初步形成为基本标志，期间进行的企业固定资金拨改贷及流动资金划归中国人民银行两大措施，事实上为孕育中国金融机制准备了必要土壤。
1984~1986年间，新旧体制的冲突时期，由计划改革引起的外部环境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为中国金融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选择与矛盾，金融市场、银行企业经营企业化、中央银行资金管理方式以及银行组织结构等都曾在不同层次上担任了所谓突破口的使命。尽管众所周知的金融紧缩一度干扰并限制了这种初期的选择尝试，但毕竟把金融改革推到了经济改革的前沿，同样重要的是将证券市场的建立推到了整体金融改革的前沿。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阶段，发自于1986年金融界形成的双轨制运行模式，成胎于目前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初期阶段说，从改革实践上观之这一阶段至少呈现了这样几个特点：
自上而下缔造的中央银行体系及一统制银行业在组织、经营、服务乃至价格控制上的改良甚多，但由于全局经济的诸约束，尚无法进入突破性阶段，事实上脱媒（disintermediation）的产生与发展已构成央行对金融经济失控的潜在威胁。
以各类、各层次证券市场为主体的非银行金融活动相当活跃，加上各地方政府及各专业部门的扶助，它们无论在声势、技术、运作及至资金能量上都明显地走在银行业的前列。
金融改革，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真正融合于整个经济改革的运筹之中，甚至现代金融机制与正在形成中的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冲突与协调已成为未来体制转轨成功与否的基本约束条件。
一个多元化改革与发展阶段——无论在金融工具、融资方式、融资主体、管理方式，还是金融所有制方面的多元化，正在明显形成。它固然为我们提供了选择空间和宽松的改革环境，但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风险与隐患，我们所关注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正是最大的契机之一。
无疑，证券市场是金融经济发达的产物，也是商品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中央银行指导下形成的证券市场已为中国金融业带来了巨大活力，同样它的健康发展也将大大推动金融改革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
证券市场是当代金融改革的重心与未来之所在，正是明显的事实。
2.证券市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意义
第一，证券市场有助于改变中国企业的短期经济行为，改变中国企业目前的短期投资行为。股票是一种长期证券，股东们更希望企业能稳步地长期发展，他们可以从分红和股价增值中获得高利。在西方企业中，特别是增长型的企业，股东们经常决定取消某一阶段的分红，增加企业的资金，以投资于一些长期发展的项目，挖掘企业长期赢利的潜力。引进证券市场机制，无疑会鼓励企业长期经济行为。
第二，证券市场与银行体系互为补缺，为企业开辟了一条分散风险和注入新资金的渠道。银行一般是向企业和公司提供新资金的主体，证券市场将补充银行体制的这一功能。由于银行的保守特征，它只能成为大型企业或资金雄厚单位的金融后盾。而新型的发展企业，特别是在中国的现行经济转型中，会在今后大量涌现出来。
第三，证券市场有助于缓解价格改革的压力。缺少正当的投资渠道，相对低的银行存款利率，产品价格结构的不合理等因素都触发了社会闲散资金的积聚，它不仅导致中国资金循环流向的紊乱，而且对正在进行的价格改革造成巨大压力。
第四，证券市场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传达机制。现代金融经济中，银行体系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直接对象，而更为广泛、细致的调控则主要通过影响金融市场上各种利率的水平、变化速率及结构来实现，因而没有一个完整而能随时作出合理迅速的反应的金融市场，货币政策只能是低效率的实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非经济的强制因素。
第五，证券市场会降低经济信息传达成本，稳定宏观经济运行。这一作用通过多种技术经济职能而实现。譬如，企业和公司上市所必需的内部信息公开规则有助于经济信息的社会化，便于投资者与筹资者判断经济形势、发展前景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状况，作出正确的经济决策。
最后，证券市场可以成为沿海发展战略的金融起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置于国际经济环境中，金融市场发展将与国际资本流动形成共同的经济基础，我们应当考虑三五年后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并未雨绸缪地建立证券市场营盘，为从内资企业参与，到合资企业参与乃至国际企业参与这一必然过程准备条件。
3.中国证券市场目前的基本问题（略）
4.若干思考与看法（略）
关于法制化与规范化过程的具体设想，我们将在下面三个部分提出。（略）
1988年3月
执笔人：王波明？高西庆？王巍
作者简介（1988年6月止）
本书以时间为纵线，以章回体的形式记载了中国证券市场1980-2010年30年的历史。作者描画了中国证券市场30年来的风风雨雨、进进退退，30年间各色人物的起伏命运，以及为人知的或不为人知的种种历史细节。作者看似幽默的文字常一针见血，发人深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为读者活灵活现地呈现了中国证券市场30年的历史画面。
王波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特邀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硕士，兼中国旅美商学会理事。
高西庆：美国纽约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Ferdon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美国律师协会会员；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兼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客座副教授；中国旅美商学会理事及法律顾问。
王巍：中国银行总行助理研究员；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国际经济学博士生；兼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副研究员。
刘二飞：美国高盛集团执业投资家；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硕士；兼中国旅美商学会理事。
茅桐：美国纽约贝克·迈肯思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兼中国旅美商学会理事。
王大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助理研究员；国际金融硕士；美国纽约海事米兰银行实习学者。
李青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生。
盛溢：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国际经济学博士生；美国纽约化学银行实习生。
【第六回】·纽约梧桐树北京柿子树
海归精英终于找到组织
九大公司操持“联办”
要研究建立证券市场，总得要有个机构。但这事不能指望政府，八字还没有一撇，政府如何给编制？如何给钱？后来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常委张劲夫给了个安慰的说法：民间发起，政府支持。100年前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官督民办。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盛宣怀的通商银行都是如此。
谁是民间？这话说起来就深了。结果，王岐山、宫著铭、张晓彬这些青年官僚，拉来9家官办公司成了这家民办研究机构的老板。这9家老板公司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首席代表郑敦训；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公司，首席代表赵志坚；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光大），首席代表冷林；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首席代表宫成喜；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农信），首席代表王岐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首席代表经叔平（兼“联办”理事长）；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首席代表杨咸祥；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简称康华），首席代表贾虹生；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首席代表张晓彬。
每家公司出资50万元，炒股成了股东，炒房成了房东。
1989年3月15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简称“联办”。后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仍简称“联办”。“联办”的英文名称是张晓彬起的，Published by STOCK EXCHANGE EXECUTIVE COUNCIL。张晓彬说就是想起个含糊的名字，半官半民让洋人有充分的想象力，拉大旗做虎皮好办事。
李青原1989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处长，兼“联办”研究开发部主任。李青原家原在北京灵镜胡同，院内有一棵柿子树，众人时常在树下讨论建立证券交易所的事。李青原说，“以后交易所起来了，咱这棵树就和美国那棵树一样有名了”。
美国什么树？——1792年，美国的股票交易还处在分散状态，炒买炒卖小道消息满天飞，终于导致股价大跌。于是，纽约24位股票经纪人聚在曼哈顿南部的一棵梧桐树下，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股票市场。至今，纽约证券交易所楼前还立着一块铜牌：“这个买卖证券的中心市场，1792年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树下的商人所建。”
后来北京灵镜胡同改造，不知那棵柿子树是否保留了下来？
“谁给你尚方宝剑？”
众人正在为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而踌躇并浪漫着，并希望逐步将会员公司发展到600家。但他们很快就把脚步放慢了，因为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
方泉当时任《证券市场周刊》主编，他听说过这么一段野史——当时“联办”的头头里，只有王波明、章知方是专职的。兼职者不常来，来了也没什么事儿。波明与知方共用一间办公室。工作没什么好谈的，甚至连电话也不是很多。这样面面相觑一个多月，想必无聊得很。某日下午，知方显然是坐不住了，便告波明：“我有点事儿，先走啦。”知方走后，波明一个人在屋里转悠也转不出什么，于是灵机一动，出门去看电影。进了电影院，波明发现前排座位上的一个观众怎么看怎么眼熟，定睛一看，原来是知方——当时这二位一定尴尬着干笑不止。
一帮人踌躇满志地回来想干一番事业，结果挨一闷棍，其心境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