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猎猎招展的标帜，是其文明的程度。“把人类种系与全部其他动物物种区别开来的这些独特的人类特性，都被包括在文化一词之中。”威尔凯姆·奥斯特瓦尔德：《教育理论的原则》，转引自L·A·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第37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文化可区分为物质形态的和精神形态的两个系列。一般认为音乐、绘画、诗歌是纯粹精神的文化，而植物栽培、火枪制造等则是物质的文化。但文化发展史的实际远非如此简单，有许多是两种形态兼而有之的，是类属边界模糊不确定的，还有许多是综合各种文化因素而成的。如园林艺术，既有土木工程、花木栽培、动物养殖等层面的，又含有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的特点，西方人称建筑为“凝固的音乐”，中国人称园林为“天然图画”，都包含着对此综合性的承认。所以，对园林艺术的研究也宜从多角度、多学科展开，既发挥专长，各有偏重和分工，又能打通合作，互相兼顾。
从园林史的角度来看唐代园林艺术研究，我感到有如下特点：对皇家园林研究多，而对私家园林着墨少；对长安洛阳两京地区的园林谈及较多，而对其他地区的园林涉猎极少；从园林建筑发展史的角度通览总括较多，而详细分析研究有唐一代园林的断代之作较少。当然，公允地讲，产生这些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没有实物遗存和系统详尽的资料，此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时，与皇权思想的作祟和园林史研究本身的不深入亦有关系。
再具体到文学研究中，谈到唐代描写自然景物的诗文，过去笼统地称之为山水田园诗和山水游记，这个说法是不全对的。准确地讲，应细分为山水景色、园林景色和农事生活。山水景色属于未经人类加工改造的第一自然，呈原始朴茂状态；园林景色则属于打上人的烙印的第二自然，多错彩镂金和清绮秀美；农事生活则是出于实用功利的劳作。前两者是通过审美的欣赏获得愉悦与解脱，后者则是通过精耕细作以期更大的丰收。“田园”一词很暧昧，以旅游观光客的眼光看农家生活或在自己别业中采菊种莲，与以农事为主角，其间相差极大。描写园林景色的作品，与描写大自然山水及农事生活的作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这种区别的意义前人鲜有论及。
实际上，唐代文人的创作，并不是关在亭子间、小斗室中苦思冥想，闭门造车，而是多在幽雅宜人、可游可居的园林别业中触物起情，感兴而发。唐代士人的生活也不是整天在朝廷上辩论社稷民生，正襟危坐，谠论高言，更不是熬通宵，开夜车，刻苦攻读四书五经，单调呆板，如李白笔下所嘲笑的：“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李白《嘲鲁儒》）恰恰相反，唐人的生活内容非常丰富多彩，漫游，探险，斗鸡，走马，蹴鞠，角抵，弈博，击壶，品茗，纵酒，谈禅，炼丹，弹琴，击剑，观伎……这么多的内容，这么多人的雅集聚会，城中正宅狭窄，容量有限，山中僻远，交通不便。那么，最理想的环境与活动场所就是园林别业，“山居之迹于寂也，市居之迹于喧也，惟园居在季孟间耳”（王世贞《游金陵诸园记》），王世贞的话，道出了古代士人的共同感受。所以，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园林别业与士人的社群交游、生活内容、审美情趣和诗文创作，究竟有什么关系？
从考据学的角度来看，唐代文献的研究已有长足的发展，对诗文集的整理，对作家生平履历及交游的考索，甚至对一些语词的考释，都颇多成果。与此相对照，对地名的研究，却颇显寂寥。殊不知，人名与地名均属于专名学的两个分支，是治史的两把利器，双轨并进，将会沾溉无穷。惜前者起步较早，成果较多，以现代而言，最著者有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唐人行第录》，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吴汝煜、胡可先《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全唐诗人名考》，郁贤皓《唐刺史考》，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等，荦荦大观。但关于地名的研究，除辑校重印《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唐两京城坊考》等外，新的成果较少，且多为一些大的总的地名，一些具体的，如园林别业的分布、数量、方位、古今沿革等极少涉猎。从园林史料的辑考来说，这是一个空白。就唐代文史研究来说，也是一大缺憾。很难设想，离开逍遥谷东山别业、辋川别业、嵩山草堂、浣花溪草堂、庐山遗爱草堂、平泉山庄、绿野堂、王官谷别业，我们能对韦嗣立、王维、卢鸿一、杜甫、白居易、李德裕、裴度、司空图等士人的生活及创作有一种具体深入的理解。因此，无论从园林史还是文化史的角度，都应重视对园林别业的研究。
就研究方法而言，对资料的搜集整理、甄别考证、理论研究，本来应是整个研究过程的三个阶段，但在学界长期存在着各以自己所长，轻视别人所短的倾向，并因此而生门户之见，宗派之争。我以为此三个阶段各有其独立价值，学人各有其家数理路，不应互相轩轾，在研究中可以有所偏重，但不应偏废，更不应以自己的学派和路数，攻讦别人。因此，我尝试以本课题作为一个试验，企图将原始资料的搜集、索引的编制、史实的考证、文本的分析、理论的概括打通。我深知这样做要花费大量时间，使许多笨功夫，战线拖得很长，容易露出马脚。但我以为这是对研究者体能与智能、专业知识与相关边缘知识的一次总测试。我的这份答卷也许破绽百出，但我敢于面对失败，不断总结教训。
我对唐代园林别业的研究虽然有一些设想，但总感到由自己承担此项课题有些力不从心，主要原因是：
我出生于寒素之家，自幼家中住处窄仄，从记事起，就寄居在父亲单位的一个宿舍里，一直住到负笈长安上大学时。而园林别业，无论其豪华还是素朴，对一个贫家子弟来说，想起来都是一种非分的奢侈。现在居住条件虽有所改善，但仍被关在闹市鸽笼似的两个斗室中。梁思成说：“建筑在我国素称匠学，非士大夫之事，盖建筑之术，已臻繁复，非受实际训练，毕生役其事者，无能为力，非若其他文艺，为士人子弟茶余酒后所得而兼也。”作为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士人子弟尚且难入其堂奥，何况我这样的寒素子弟。故从事园林别业的研究，与自己的出身体验不符，此其一。
我幼时生活在西北沙漠边缘的一座小城中，那里的民居建筑是简单的土木结构，还有一些依山而掏挖的窑洞，仍保留着远古穴居时代的痕迹。我在内蒙古还看到另一种洞型民居，将丛生的红柳枝条编成一个曲拱型窑洞状的框子，然后在里外各涂上厚厚的泥巴，避风御寒，令人联想到《诗·豳风·七月》“穹窒熏鼠，塞向户”的景象。据说光绪时有一位翰林院大学士王培赴陕北三边一带视察，曾写有《七笔勾》，其中谈当地民居时写道：“窑洞茅屋，省下砖木措上土，夏日晒难透，阴雨更肯漏，土块砌墙头，灯油壁上流，掩藏臭气马粪与牛溲，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虽有些丑化，但也反映了西北乡间居住条件之简陋恶劣。及长，利用访学调研开会之便，曾在各地观赏了许多著名的园林作品，如苏州拙政园、留园、狮子林、网师园、无锡寄畅园、蠡园、上海豫园、扬州个园、寄啸山庄、北京颐和园、济南大明湖等。但主要工作和生活仍在西北的这座古城中。按照园林专家的一般说法，园林之佳丽多萃于江南，而西北少有名园。故我要在西北从事园林研究，确实有很多困难，此其二。
园林是一种立体构成的综合艺术，存在于具体的空间中，研究明清园林，因其有实物遗存，可以观赏，可以拍摄录像，可以实地勘测，可以绘出精确的平面图、剖面图和工程建筑结构图，故这种研究是建立在实测和计量基础上的，有其证据的可靠性。但我所选择的唐代园林研究，由于时光流逝，沧桑巨变，不要说是私家园林，就是巍峨壮观的大明宫、兴庆宫、太极宫，都变成了瓦砾废墟，被深埋在地层中。大明宫变成了土，还保留着夯土台，而辋川别业，逍遥谷东山别业，庐山遗爱草堂，恐怕连一个可供参照的标记都没有了。金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讽刺闭门造车，没有实地考察和体验的创作。但他只说对了一半，时至今日，即便是亲到长安，我们又在何处寻觅五陵豪饮、北里冶游、乐游怀古、曲江流觞、雁塔题名等唐人所艳称的韵事呢？所以就连考古专家发掘大明宫遗址，建筑史家介绍唐代宫殿，也只能画一些想象图、假想图而已。对唐代园林（尤其是私家园林）的研究，主要不是实物考古研究，而是一种文献考古研究。无情的历史对园林建筑这门严格要求数据尺寸的科学予以极大的嘲弄，然而这又实属无奈，别无选择，此其三。
我发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悖论：在广大的空间中耗费智力、财力、劳力塑造出园林建筑，然后绵延的时间又有意无意地不断侵蚀、破坏，最后彻底摧毁。唐人笔下所写到的此类情景俯拾即是：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
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杜甫《解闷》）
寥落古行宫，寂寞宫花红。（元稹《行宫》）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杜牧《金谷园》）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韦庄《台城》）
宋人张礼《游城南记》述其登慈恩寺塔，凭吊唐代故迹：“依塔下瞰，曲江宫殿、乐游燕喜之地，皆为野草，不觉有黍离麦秀之感。”康跋此文曰：“夫宋去唐未远，而风景池亭犹有存者，今门坊之名亦漫不可考矣。呜呼，沧桑易变，陵谷难常。”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感叹唐代园林盛衰兴废说：“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馀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馀处矣。”对此满目凄凉，我们除了扼腕叹惜、感极而悲外，又能如何呢？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杜牧《赤壁》），将实地勘查发掘出来的残缺破损的雕栏玉砌、鸱尾瓦当、柱础斗拱等拼凑起来，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凑出一幅建筑实物的立体拼图。与此相关的，就是将唐人诗文笔记、正史、野史和壁画上有关园林别业的鸡零狗碎的记载，小心谨慎地集中起来，分类组合，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组成一幅文献的平面拼图。实物与文献互相映证，互相补充，最后或许能形成有关唐代园林别业的轮廓，或谓之想象图、复原图。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仅如此而已。
清人李渔谈到写作《闲情偶寄》时，曾不无自嘲地说：
予，一介寒生，终身落魄，非止国色难亲，天香未遇，即强颜陋质之妇，能见几人，而敢谬次音容，侈谈歌舞，贻笑于眠花藉柳之人哉！然而缘虽不偶，兴则颇佳，事虽未经，理实易谱。想当然之妙境，较身醉温柔乡者倍觉有情。如其不信，但以往事验之：楚襄王，人主也，六宫窈窕，充塞内庭，握雨携云，何事不有？而千古以下，不闻传其实事，止有阳台一梦，脍炙人口。阳台今落何处？神女家在何方？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毕竟是何情状？岂有踪迹可考，实事可缕陈乎？皆幻境也。幻境之妙，十倍于真，故千古传之。能以十倍于真之事，谱而为法，未有不入闲情三昧者。凡读是书之人，欲考所学之从来，则请以楚国阳台之事对。
看来，李笠翁的这段闲情剖白，要作为我无法深入研究的一个借口，也是现代人无法再次进入古代城堡的一个遁辞。对于现代人来说，所谓的盛唐气象、帝国丰采，所谓的“九天阊阖开宫殿”，“青天白日映楼台”，“二十四桥明月夜”，“山顶千门次第开”云云，不正如阳台一梦那样邈远玄虚吗？我们的研究亦如元好问所讽刺的暗中摸索，痴人说梦。杜牧《江南春绝句》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或许是一个无解的历史之谜，本书作者自不量力，试图提供一份肤浅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