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蒋介石叛变革命
一、蒋介石在变坏
北伐迅速胜利地展开，势必促成参加革命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迅速分化，也可以说，北伐的过程是参加北伐的人的分化的过程。在上海和南京这两个东南重镇被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前夜，也是革命阵营内部各阶级大改组的前夜，这是一场现实生活中的“大浪淘沙”。
从广州出发率部北伐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拉拢、扶持下，逐步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由于当时全国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为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1927年1月正式在武汉办公。这时，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竭力主张迁都南昌。他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而总司令应设在前线南昌。实际上是蒋介石企图把党政军控制于一手。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同蒋介石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蒋的企图未能得逞。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顾这段历史说：“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戡定东南的军政大计。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而事实上不是如蒋介石上述所说，蒋上述行为只是一种被迫的举动。当1926年11月攻克南昌后，一部分国民党中委、国民政府委员及鲍罗廷遂取道江西北上，12月初旬，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蒋介石亲自接待，12月7日在庐山开会，未议出什么具体方案，就下山回武汉去了。这些人一走，对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是一个打击。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1927年1月1日，武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武汉执行职务，而蒋介石却在1926年12月31日在南昌宣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迁至南昌。1927年1月3日，武汉政府举行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同日，蒋介石电武汉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军发展情况，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复电不表赞同，于是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想说服武汉的国民党人。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当时的“风色”确实不利蒋介石。蒋介石后来说：1927年1月11日，他到武汉时，鲍罗廷当面对他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由于迁都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也只得表示拥护。1927年2月20日和3月5日，他在南昌先后两次在欢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的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地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到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
迁都武汉，出乎蒋介石的无奈，而他深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在起关键作用，于是在他控制的南昌就发表了几次反共反人民的演说。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党权。……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进而他更露骨地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对待共产党员了。”他还说：“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将来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如共产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们，也要以今日对待本党同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向导》当时发表文章评论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是：“特别是看重共产派，差不多演说中十分之六七是对共产派说话的，说共产党员如何强横，他要如何制裁共产党。”【90】蒋介石的这次演讲发表以后，南京、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通讯社和报纸如东方社、通电社、路透社、《顺天时报》、《字林西报》等，都大吹特吹，语句之间都表现一种极兴奋的样子，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宗昌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办的《江南晚报》，也都大作其社论，大幅登出蒋介石的演讲，大加赞扬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分子。”3月7日，蒋介石又借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之机，再发表长篇演讲，痛骂武汉政府对他反共反人民的行为的制裁是“拿一种压迫的手段对待本党的领袖，或有侮辱我们本党的行动”，是“反对革命领袖，破坏国民革命”，而且说：“如果有反宣传，阻碍我们的革命，那我们就要当作他是反动派，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看待。”他还说：“无论哪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了，未始不可以联合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这里的客观标准就是对蒋介石的态度，拥蒋者即为“平等待我”，反蒋者即为“不以平等待我”。这种言论同西山会议派当时反对联俄的论调一模一样。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大会宣言就是这样说的：“吾人赏以‘平等待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则不惟非友，甚至为仇。”
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上述反共反人民言论的同时，一方面与帝国主义进行联络。早在1926年底。日本派佐分利贞男（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前往汉口、南昌分别会晤了陈友仁和蒋介石。1927年1月8日，佐分利贞男向外相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派与武汉的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1月底，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晤蒋介石，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蒋介石也秘密地派戴季陶赴日本，向日本当局要求援助，其交换条件是答应镇压上海工人罢工。3月25日，蒋介石到了下关，通过驻下关的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同日本人接触。当时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给外相的电报中说：蒋介石本日到达。下午2时顷，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来馆。杨氏当着全体避难国民的面，用日语对下官说：“此次事件【91】实为遗憾。这次非党军领导人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无论如何请你们宽恕。对（共产党）党支部，已经下令解散。善后措施愿以诚意交涉。请日本方面无论如何宽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蒋介石到了上海之后，又立即通过王正廷、宋子文、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等去勾结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蒋介石声明，经过和平谈判，“以平等待我（蒋介石）”，他就承认南京事件。他还秘密命令北伐军把“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另一方面从南昌开始动手屠杀工人，经过九江、安庆到上海，沿途开刀，非常坚决。1927年1月，蒋介石指使张静江、陈果夫等占据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又用国民党省、县党部的名义，派出大批流氓充当所谓“农民运动特训员”，到处勾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组织假农会，摧残和镇压农民运动。同时，又指使爪牙组织反动工会和反动团体，破坏革命的工会和革命的群众团体。3月6日，蒋介石密令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16日，以武力解散了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通缉市党部执监委。17日，又在九江收买手执刀械的流氓数百人，捣毁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第六军政治部，杀害市党部干部三人、总工会干部一人，重伤第六军政治部干部九人，工人纠察队捕获行凶流氓数十人，复被蒋介石的卫兵全部劫去。23日，在安庆雇佣土匪流氓，捣毁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安徽省和安庆市两党部及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打伤多人。同日，白崇禧开始在上海取缔所谓便衣队及别动队。此前，蒋介石曾电令何应钦：“闻某党有上海革命政府之组织，凡类此机关，应勒令取消。”28日，上海“白崇禧严厉处置上海杂色军队”。同日，国民党在上海的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古应芬等举行会议，吴稚晖报告了3月6日与陈独秀晤谈经历，蔡元培愤而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92】就在这一天，李宗仁由南京去上海见蒋介石，蒋介石“面色沮丧，声音嘶哑”，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李宗仁回忆说：“蒋总司令在绝望之余，一再问我：‘你看怎么办？’我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93】29日，杭州举行反共集会。31日，重庆发生工人纠察队与军队的冲突，死伤百余人，共产党员多人被害。总之，“十六年三月杪，津浦路南段北军，既经扫除，介公乃决心肃清革命党内共产分子”。【94】蒋介石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反革命的深渊。
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一到上海，帝国主义立即加紧对他进行利诱和威胁，督促他迅速反叛。4月初，美国国务卿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说：“告诉蒋介石，除非他能表示可以满足我们要求的行动，列强各国将采取认为适当的措施。”日本外相表示，要蒋介石来“维持秩序，压平暴乱”，并且说：“我们的意见，是诱使蒋介石独有创举，决定方案，由蒋介石及其健康分子来安排。”《字林西报》在蒋介石到上海的第三天即公开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惟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倘若蒋介石愿意拯救中国人民出于共产党之手，那么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进行起来。”蒋介石则完全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他一面放出种种烟幕，继续欺骗人民。在1927年3月26日、27日、29日、30日、31日对《申报》记者、上海中外各报记者，日本《日日新闻》记者、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日本新闻记者团、《大陆报》记者等发表公开谈话。第一，认为“南京事件”是北洋军阀制造的，抢劫及射击外人者，“实为着国民军制服之北兵所为”。第二，认为工人纠察队“他们如有组织，有纪律，按照党义，可以武装自卫。惟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局的节制”。第三，认为左、右派的分裂“此种风说，无须重视。左、右两派间虽略有政见上之参差，然仍为一个目的而工作，咸以党国福利为归”。“意见虽有不同，但党中领袖颇能合作，并无不和。”第四，对武汉国民党中央表示“完全承认”。同时，当上海工人代表要求蒋介石澄清关于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的消息时，他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95】4月6日，蒋介石还特地假惺惺地派军乐队给工人纠察队“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他另一面却在磨刀霍霍，布置反革命大屠杀。4月2日，蒋介石在北伐军东路前敌总司令部所在地龙华召开了秘密反共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会上，蒋介石首先发言，说明为什么要“清党反共”和为什么要把中央移到南京。他说：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迁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蒋介石并表示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到会这些人都是主张反共的，自然绝不会有相反的意见，而是从一致的反动立场出发，罗列一些歪曲事实的“亲身见闻”加以渲染夸大，来污蔑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以此来加强“反共清党”的气氛。李济深首先报告了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黄绍竑接着把韦拔群所领导的广西东兰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说了一番，并且说：“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必须早日清党反共。”何应钦报告了南京方面的情况，着重谈到南京惨案，说这是因为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白崇禧发言最长，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有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他还说，共产党离间军队，第一军住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一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命令认真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要打倒刘峙；第二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表示拥护薛岳。如果这种情形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白崇禧又说，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坚决反共。李宗仁也谈了一些军队政治问题以及他在地方上所看到的问题。这次秘密会议上各人的发言，深刻地反映出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面前战栗危惧的心情，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扑灭革命火焰的反动阶级的本能。“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就在这次充满血腥气的龙华秘密会议上决定下来了。这是一项集体的决策，蒋介石是罪魁祸首。同日，吴稚晖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文件，随即由吴稚晖、张静江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呈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对各地共产党领导人给以“非常紧急处置”，“在所在地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
接着，蒋介石根据李宗仁的建议，“将不稳的各师调离上海，另以未经中共渗透的部队接防”。4月4日，蒋介石对第一、第二师同学训话时公开说：“现在C.P.分子在事实上造谣言，使得我们不能团结。”“如果再有捣乱的行为，那不管你是哪一党，哪一派，不能不说你是反革命的！”6日，蒋介石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派兵查封了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同时发出查封上海总政治部布告和通电，说：“乃自出发以来，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援引私人，充塞部曲，其宣传训练等工作，显图破坏国民革命之战线，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又说：“国民革命军之总政治部，几为少数跨党分子及投机少年所独占。”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钮永健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由该会“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之权”。蒋介石又成立了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为司令，同时发布了国民革命军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规定“禁止有妨碍革命军事工作与反革命情形之集会、结社、言论、新闻、杂志、图画、标语、告白等”。同日，吴稚晖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所谓《护党救国通电》，对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大肆进行攻击。在这一切反革命政变工作都作好以后，9日这一天，蒋介石离开上海到南京去了。
4月11日，蒋介石发出了“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12日，发生了大批反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用欺骗胁迫或武力等卑劣手段，收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一千七百条枪全部被缴，队员死伤三百多人，上海总工会也被占。13日，上海二十多万工人举行抗议罢工，六万多人举行集会与示威游行，结果遭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开枪屠杀，牺牲一百多人，受伤很多人，史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是蒋介石完全叛变革命的标志。15日，蒋介石原打算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果没有开成，改开“谈话会”，提出了“（一）以南京为国都；（二）取消不合法之中央党部；（三）取消汉口伪政府；（四）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八项方针”【96】。同日，蒋介石发出了《清党布告》和《清党通电》。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于本月18日开始在南京办公。18日，蒋介石发出《上国民政府电》，说：“今幸全体监察委员会，举发叛徒阴谋，清源正本，中央政治会议，继述总理遗志，奠定南京。”表示：“率此部曲，拥护中央，扫除一切反革命之叛徒，共竟实现三民主义之初志。”同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阅兵典礼上发表训话，撕去他往日的一切外衣，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他说：“自从总理死了以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是想消灭我们国民党，想破坏国民革命，想捣乱国民革命军，想推倒我们国民政府，要把他的共产党来代替我们国民党，想把他们共产党的劳动政府来代替我们国民党政府。老实说，在共产党的心目，早已没有看见我们国民党和我们国民党的党员了，早把我们国民党当作是他们共产党的一个附属品了。看我们的党员，像看待小孩一样，随他笑骂，随他欺骗，使得我们国民党一天不安稳，自相残杀。他们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里来，好比从小说里所讲的孙悟空钻到了人的肚子里打筋斗，使得他的五脏起了分化作用，肚子痛得不得了。”又说：“现在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实在不能容忍了，再不能让共产党阴谋、盗窃、挑拨等下流行为来消灭我们国民党，来破坏我们国民革命的事业。”“所以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就毅然决然的将共产党种种阴谋卖党卖国的证据，统统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全国同志揭发出来，要中央执行委员会赶紧共同一致地起来驱逐共产党，使我们来重新组织一个纯粹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蒋介石还痛骂这个时候的武汉政府，说：“现在汉口有一班叛党的党员，勾结共产党，情愿受鲍罗廷的支配，假冒我们国民党的招牌，来骗一般的民众，来破坏国民革命，想把我们国民党的党权政权统统落在他们的手里。”他更凶残毕露地说：“现在我们的生命已经操在共产党的手里，共产党的刀镰子已经架在我们头上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用决绝手段把他赶走，还想用什么和平法子来解决，那不啻是我们自杀！要晓得共产党是非打不走的，非我们去消灭他，他就要来消灭我们；非我们去杀他，他就要来杀我们！”在16日和18日，蒋介石又分别发出《谨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和《谨告全国民众书》，洋洋万余言，中心是一而再、再而三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且明确亮相：“中正始终为共产党之敌人。”
蒋介石已完全把自己站在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和革命的对立面。他“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97】而上了台。他一上台就一个巴掌把人民打入了内战的血海。
注释：
【1】蒋介石：《自反录》，第1集，卷6。
【2】《自反录》，第1集，卷6。
【3】蒋介石后来同宋美龄结婚时，将陈送到美国去了。抗日战争期间陈住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62年经批准特许去香港居住，改名陈璐，1971年病故在香港。
【4】据我们在溪口调查，说纬国是姚氏所生。也有一种说法，纬国是戴季陶之子，是姚氏抚养大的。
【5】蒋瑶光系陈洁如领养的女儿，蒋、陈离婚后改名陈瑶光；陆久之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6】《自反录》，第1集，卷6。
【7】蒋介石在1914年1月对从军学生的训话中说他是1907年进保定军校学习。
【8】此四名浙江官费生为吴锡水、陈其采、舒厚德、许葆英。
【9】即1903年。
【10】蒋介石在1946年4月的训词。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1页
【12】这是套用了日本财阀的概念。
【13】也有的说有四个财团，即华北、华南、西南和江浙等财团。
【14】这三家银行号称“南三行”，是相对“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而言的。
【15】《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6】有一种说法，认为通义银行只有一个动议而并未正式设立。
【17】何祖培：《张静江事迹片断》，《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24辑。
【18】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49辑。
【19】[美]霍塞：《出卖的上海滩》，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30页。
【20】《自反录》，第1集，卷3。
【21】秦瘦鸥：《蒋介石全集》，1929年版。
【22】[日]石丸藤太：《蒋介石评传》。
【23】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二），廿世纪出版社1949年版，第1页。
【24】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49辑。
【25】《经济导报》，第67期，1948年4月20日。
【26】《出卖的上海滩》，第130页
【27】范汉杰：《徐州战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20辑，第93页，注释。
【28】[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台湾中央日报1980年版，第1190页。
【29】有的说是孙科、许崇智、周佩箴等电邀上海商界名流赴粤参观。
【30】美国国务院893/9706《克宁翰致马克漠》1927年12月12日，转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
【31】《早报》1927年3月28日第11版。
【32】《上海商业联合公听取虞洽卿会见蒋介石等情议事录》（1927年3月27日），见上海市档案馆编：《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33】《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迎见蒋介石的新闻稿》（1927年3月29日），见《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48页。
【34】《蒋介石关于派财政委员会赴沪筹扩垫饷糈函》（1927年3月31日），见《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49页。
【35】《时报》，1927年3月30日。
【36】《申报》，1927年5月18日。
【37】《1927年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82页。
【38】《1927年上海商业联合会》，第61、82页。
【39】《1927年上海商业联合会》，第61、62页。
【40】陈果夫、陈立夫是陈其业的儿子。
【41】何仲箫：《陈英士（其美）先生年谱》，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10页。
【42】《陈英士（其美）先生年谱》，第13页。
【43】《陈英士（其美）先生年谱》，第14页。
【44】《陈英士（其美）先生年谱》，第19页。
【45】长冈外史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回忆说：“那时正是明治15年的10月，高田地方已经下过大雪，蒋氏等听说故国的风云紧急，赶忙要回去。我便为他们送别。”
【46】这里所指的先生为陈其美。
【47】公，指陈其美。
【48】蒋介石：《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1916年5月）。
【49】中华革命党酝酿于1913年8月，成立大会开于1914年7月8日，蒋介石于1913年10月29日在上海宣誓参加，入党誓约为102号，主盟人签字的是张人杰。
【50】蒋介石：《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1916年5月）。
【51】先生，指陈其美。
【52】何干之：《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53】孙中山南下护法，同盘踞在两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有严重的冲突，大权都操在陆荣廷之手。由于段祺瑞派兵侵入潮州汕头地区，陆才将广东的警备军交给孙，孙就命陈炯明率部，名义上组织所谓援闽粤军开赴福建，实际上是被迫出走。
【54】指蒋介石。
【55】1921年6月14日蒋介石的母亲去世，蒋在溪口居丧。
【56】陈炯明叛变后的第三天即18日，蒋介石在宁波先接到汪兆铭、林业明由上海发表的电报，“惊悉粤变。犹幸国父无恙”。同日，孙中山电趣赴急，电文说：“宁波江北岸引仙桥十号蒋纬国先生（当时为守秘起见，用纬国名字）事紧急盼速来孙文巧。”
【57】总统，指孙中山。
【58】1922年10月24日，蒋介石由闽奔沪，在马尾轮船上遇廖仲恺，廖将孙中山的信给蒋。
【59】1921年6月14日蒋母去世，23日孙中山派陈果夫代表诣奠。孙中山的祭文说：“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年，共历险艰，出入死生，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其于介石也，慈爱异常母，督责如严师，裁其跅弛，以全其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
【60】《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61】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6年12月）。
【62】《叶剑英元帅谈孙中山的建军思想和大无畏精神》，见1956年11月10日《文汇报》。
【63】《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17页。
【64】《东方杂志》，第27卷，第20号。
【65】1924年10月3日，教导团第一营首先成立，任命沈应时为营长，12日任命何应钦兼教导团团长，陈继承为第二营营长。1925年1月20日改委刘峙接充，调任王俊为第三营营长。旋将教导团改编为教导第一团，于18日任命王登云为团党代表，2月改任缪斌接充。另于12月3日成立教导第二团，任命王柏龄兼团长，顾祝同兼第一营营长，林鼎祺兼第二营营长。8日任命胡公冕为教导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毛延祯为第二营党代表，蔡光举为第三营党代表，17日任命罗为雄为教导第二团团附，杨天樗为教导团独立营营长。27日任命张静愚为教导团第二团党代表，金佛庄为第三营营长，2月3日，改任胡公冕为教导第二团第一营党代表，任命季方为第二营党代表，郑洞国为第三营党代表。
【66】陈炯明自1922年冬退据东江一带后，一直和广东革命政府相对抗。
【67】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北伐战史》（一），“国防部”史政局1959年版，第203页。
【68】《北伐战史》（一），第203页。
【69】《北伐战史》（一），第248页。
【70】《北伐战史》（一），第287页。
【71】《北伐战史》（一），第306—307页。
【72】刘、杨肃清之后，军事委员会将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第二次东征过程中将粤、桂、湘、滇、鄂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五、六军，两广统一后，改编广西部队为第七军。5月将许崇智部队改为第八军。
【73】《北伐战史》（二），第568—569页。
【74】《自反录》，第2集，卷6。
【75】《北伐战史》（二），第570—571页。
【76】《自反录》，第2集，卷6。
【77】《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2页。
【78】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1926年9月25日），《向导》，第172期。
【79】[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71页。
【80】陈独秀：《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1927年6月11日），《向导》，第198期。
【8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0页。
【8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页。
【8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9页。
【8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0页。
【85】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6年12月）。
【86】《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0页。
【87】《向导》，第148期。
【8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0—121页。
【8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3页。
【90】彭述之：《读了蒋介石二月二十一日的演讲以后》，《向导》，第192期。
【91】指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南京，史称“南京事件”。
【92】《国民党清党前开会记录》，《革命文献》（台湾），第17辑。
【93】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李宗仁回忆录》（上），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8页。
【94】董显光：《总裁传记》。
【95】《时报》，1927年4月9日。
【96】《蒋总统秘录》，第169页。
【9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