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的一生及其作品
徐承熙
先祖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1562年（明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崇祯六年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文渊阁大学士，居内阁次辅。
先祖徐启光学贯中西，在农学、天文、数算和军事等多个领域有着杰出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被尊称为“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和“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这是一个很高，然而也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他为了社稷和黎民百姓，努力奋斗了一辈子；他远见卓识，面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和宗教，不盲从，不拒绝，抱着浓厚的兴趣，根据自己一贯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原则，努力学习，为“我”所用；他呼吁“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他积极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努力通汇中西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上海这座原本隶属于松江府的一个小县城，经过三四百年的沧桑变迁，业已演变成为引进和传播世界文明和先进科学技术的中心，成为中西文化会通的桥梁，成为远东乃至世界性的特大城市。上海的变化发展，应该说与先祖徐光启有着一定的关联。上海的一些地名和发生的许多故事，以及我们习常使用的知识，许多是与这位阁老【1】有关。上海科技、文明的演进，有着他不可磨灭的浓浓一笔。今天，当我们充分享受着当代科学文化的繁荣，沐浴着先人播撒文明的恩泽时，对先祖徐光启的功德更是深深地敬仰和怀念。
一、徐光启的故事
从家谱的记载来看，高祖竹轩公是我们徐氏家族迁沪的始祖。到徐光启出生时，由于家庭的迁变和社会的动荡，家道已经中落。因此，家里将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了徐光启的身上，希望他好好学习，将来能有所出息，耀祖光宗。
少年时代，徐光启就深受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祖母尹氏、母亲钱氏为了徐光启能接受较好的教育而辛勤劳作，忙于纺织养蚕和家务等以增加经济收入，另外对他的学业亦很是抓紧；父亲徐思诚经常给他讲些历史上抗击倭寇的故事，使他深受教育。徐光启从小就立下大志：做人应当“立身行道，治国治民，崇正僻邪，才不枉为人一世”。
1.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徐光启
先祖徐光启幼年非常聪明和健康，也十分淘气和机敏。有记载，在大雪纷飞时，别家的孩子都躲到了家里，他却好奇地登上新造好的城墙，胆大而心细，在雪中快速行走，如履平地，纵目远眺，一点没有惧怕的模样；还常喜欢爬上龙华寺塔，“与鸟争高”。一次，他淘气地爬上龙华寺古塔捕鸽子，失足下坠，旁观的人都惊呼，徐光启却持着鸽子向大家招手，神情自若。大有“顾盼物表，神游千仞之上”的气概，众皆惊奇。
少年时期，徐光启就“敏而好学，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到徐光启有了相当阅读能力后，又开始“间及兵传，农书等”，为他日后掌握广博知识，开阔眼界，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次，徐光启到一个私塾去找小朋友，私塾先生出了个题目想难一难徐光启，谁知徐光启听后不假思索，随口答来，并出口成章，这个塾师大为惊异，口中喃喃，半天没有缓过神来。
以下两则小故事，亦颇能说明先祖徐光启过人的聪慧之处。
有记载先祖徐光启在少年时期，就会对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栽培仔细观察，虚心请教，会对植种棉花的间距等提出正确的意见：要提高棉花的产量，并不是棉株的间距越密越好，相反要有合理的间隙，保证接收充足的阳光和养料；同时，采取措施防止棉花只长杆少结蕾。结果按他说的去做，果然棉花的产量高了不少。
另外，当时家里有一块面积很小的水淹地，由于离家远，难以管理，该地基本外租，以求收取一点点租金。由于这块低洼地十年九涝，承租的农民也不愿意耕种了。所以该土地后来基本荒芜弃置不用了。徐光启感到由于路远管理困难，栽种粮食或棉花，效果肯定不好。他花了点时间，挖通了排水沟，将地整治一番，然后在地里插了几行柳条。他认为杨柳生命力强，容易成活并且长得快，一则可以取枝条编箩筐自用或出卖，再则也可以砍枝干充作柴火。结果，家里的柴火主要就依靠了它，加上枝条还可以编箩筐等，该地收入“反倍于”粮食的种植或出租的收益。
考中秀才以后，徐光启常拿自己整治水淹地的事例来教育学生：“那几弓地，本来十年九不收，我只用很少时间稍加整治，种上杨柳，每年家里烧柴，就从这里解决了。可见世上没有无用的土地，只怕你不开动脑筋，不研究农事。”
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以现代语来表达，就是：徐光启具有很强的经济管理29头脑和能力。这还是他很年轻时的一些小故事。
2.先祖徐光启的科举之路
《先文定公事实》中说：公天生异人，具王佐才，内而陈诲纳善，外整军、经武、经济、才略、学文、文章、遗、疏、奏、议具载明史，固足彪炳千秋。
对极有才华的徐光启来讲，在当时社会不可能不走科举这一条路。然而，在这条路上他却走得很坎坷。
徐光启20岁中秀才后，一直到36岁才中举。按说，徐光启的文章、字、句、篇、章俱佳，有着“少年文章名天下”的美誉又为什么屡屡不中举呢？用现在的眼光来分析，关键还是徐光启的文章风格与明末那种脱离实际的奢靡的文风有相当大的反差，因此，他的文章不易被主考官看好，甚至不被接受，才会屡试落第。父亲说，就在先祖屡试不第的窘况下，徐光启想到文风相对硬朗的北方去试一试。云游千里后，徐光启于万历二十五年（1596）赶赴北京应北闱乡试。这次徐光启中了顺天府第一名举人（称为解元），从此名噪南北。
这次徐光启以最高的名次考中，以他的学识并不意外，但是，这场考试的经历还是充满着曲折与离奇。
这次考试，阅卷官还是把他“卷落孙山外”了。巧的是这次的典试人是学问渊博又重实学的焦竑。直到发榜前两天，焦竑看遍了全部中举人的试卷，还认为阅卷官所选拔的试卷中，没有一个是值得取作第一名的。他怀着失望的心情翻阅了落选的试卷，一看到徐光启的卷子就“击节赞叹”，看到第三场，更是拍案叫道：“此名士大儒无疑也。”遂把徐光启从落（榜）卷中拔置头名。
父亲还给我们讲了发榜时的逸事：顺天府的科举考榜文张贴在了城门边的墙上，引来了许多人的观瞻。按常理，榜文应是从上往下看的，而徐光启由于屡受挫折在先，所以这次先祖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录取的最后一名往上看，当他看到中间时还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额头不仅冒出了冷汗，想到自己辛苦了这许多年不说，全家人也为此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还是没有成功，深感到心灰意冷。当他看到第十名还没有自己名字时，已经无力再往上看了。正准备转身时，这时，他听到边上两个人在对话：今年真是奇怪，第一名举人是姓徐的南方人。这时的徐光启并没有在意，这时又有人念出了声：第一名徐光启。徐光启听后不觉心头一震，抬头一瞧，清清楚楚写着：徐光启。他一个转念，会不会是同姓同名？正在这时，报喜队伍到了：“恭喜徐老爷高中！”这时的徐光启仿佛还在梦中。
就这件事，父亲曾讲过，抛开其他因素，文章的好与否，得分的高与低，往往与教师的爱好、风格和欣赏角度有一定关联。他鼓励我们小辈学理，向先祖学习，科技强国。所以，我家后辈学理的较多应该与这句话有一定关系。先祖徐光启重实学的文风，在晚明依旧不易被接受，所以随后的进士考，没有成功。八年后，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终于进第88名进士（当年录取进士311名）。同年，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馆学习。这说明徐光启已经具备做大官的资格了。
3.简述先祖徐光启对科学和中西文化会通的贡献
先祖徐光启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主线：那就是他一生勤奋好学，追求真理，关心社稷民生，忧怀人民疾苦，倡导经世致用，又有着宗教的悲悯情怀。他对中国科学的贡献颇丰。农学上，他即使做了大官，在守制期间，依旧会“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木之味”。他整理编撰中国古代农事百科全书（该书先祖身后整理成了《农政全书》）。此书内容极其丰富，详尽介绍了各种农作物的栽种方法和耕作要点，介绍了当时行之有效的农器具、水利器具的制作、使用甚至于维修。此书不仅有文字的介绍，而且有许多的插图。它提倡的许多方法，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它破除了许多陈规陋习，倡导了比较先进的科学方法，对农事、水利、田制、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牧养和荒政等都提出了真知灼见，对后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徐光启看到番薯等作物，一旦遇到荒年，即使稻粱绝收，依旧可以有一定收成。他在引种番薯成功的基础上，大力倡导采取科学的方法，引种番薯和大头菜等农作物。强调有“风土论”，但不唯“风土论”。只要用科学合理的方法，一定能在异地引种成功。番薯就在此时开始推广规模种植。有报道，这之前，我国人口增长很是缓慢，但明末之后，尽管发生过全国性的战争，但是，我国的人口却呈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人口增长的曲线和番薯等高产农作物在中国大量引种的曲线好像是同步。说明徐光启所倡导的起了实质性的保障民生的作用。另外，该书的“荒政”一目，不仅提出了出现荒年，朝廷要推行什么政策，官员要做点什么事情，更直接告诉灾民，什么作物的根、茎、叶可以吃，什么树皮可以吃，甚至什么泥土可以充饥，又什么东西不能吃等许多具体的方法。而这些，都是在他亲自尝试后（亲尝草木之味）才得出的结论。提出可资充饥的草木野菜等植物四百多种，有的更画了图来标识。用现代的话解释，就是要建立一套遇荒年而行之有效的预案，来提高黎民百姓和朝廷抵御荒灾的能力。这里可以清楚地说明先祖徐光启的工作是何等地细致、严谨和负责。
《农政全书》一书对历朝历代备荒的政策作了综述，对水、旱、虫等自然灾害作了统计。例如：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这种观察统计分析方法，已经具有近现代的科学性质）。有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几次大规模的治蝗工作，国家还以此法作参考。
先祖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家谱中记载：“公于物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
年轻时在科举考的路途中，他就善于一路观察，一路询问，一路思索来增长见识，增加才识。在当时的社会风气里，“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和农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阶层，很少有读书人去关注所谓最下层人的农事。而先祖徐光启却对农事及相关的水利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倍加关心，勤于咨访，不耻下问，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徐光启病重时，再三告诫孙子“善好整理农书进呈，以毕吾志”。去世后，后辈孙等将所有徐光启编撰的农事书籍、笔录等，整理汇编成《农政全书》。这是一部中国古代最完备的农政百科全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先祖徐光启广博的学识，远大的志向，脚踏实地的作风和严谨的科学精神，使得他独具慧眼，成为一名运用西方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先行者，成为一名汇通中西文化的践行者。
有一次，他看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绘的《山海舆地图》后非常感兴趣，专程拜访利先生，虚心求教于西方的地理、天文、历算、火器等知识。通过多次接触，他敏感地认识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领先于中国了，他感到必须大力倡导并努力学习、吸收之。在与利玛窦请教的过程中，徐光启又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形体数算是数学另一支重要基础，而当时的中国在这方面是个空白，特别是它的逻辑推理、求证、演算更是振兴科学所必需普及的知识，并断言百年之后，必然人人都要学习，而且届时人们一定会后悔学得大迟。因此他努力说服利玛窦（徐对利说的大概意思：称职的儒者，应知世间的万事万物，应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一物不知，那是儒者之耻）并虚心请教，和利先生开始翻译欧几里得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
“几何”原是虚词，三国英雄曹操曾在《短歌行》的诗句中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这里的“几何”有着人生的多少、长短和好坏等意。先祖借用此名来代指一切度数之学，研究事物的大小、多少、高低等。经他翻译，“几何”一词已成为现在数学上专有名词。1606—1607年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这是第一部被翻译成汉文的西方数学名著，由此引进了西方近代数学基本理论体系，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徐光启在翻译中创造的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锐角、割、切、交等几何专用名词。达意、通俗、贴切甚至于音似。真可谓“神来之笔”，并一直沿用至今。
《几何原本》是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完成的。然而，就此项工作的艰巨性绝非此寥寥数笔所能表述。利玛窦曾告诉徐光启，若能承担此项任务并坚持到底，除非有突出的天分和不懈的精神。事实也是如此，对于当时的翻译，如何传神原著这是最大的难点。有时为了贴切翻译某一名词或表述，他们两人会推敲数天，甚至激烈争论后才取得共识（所谓“徐利谈道”）。
徐光启以他广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考，已经理解了该书之精髓和认识到必将对后世产生的重大影响。他认为该书具有“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性质，以为此书“四不必”，“四不可得”。尽管当时这种认识并不为许多人所重视，但先祖徐光启坚信，“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事实上，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几何学早已成为整个科学体系之中极为重要，绝不可以缺少的一门基础学科。很难想象当今世界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可以缺少像几何学那样的基础学科！
有报道说：《几何原本》前六卷出版以后，便成为我国近四百年来唯一的定本。历代数学家从未有过任何非议，这在世界上是一件罕有的事。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翻译，曾经历从希腊文到阿拉伯文，从阿拉伯文到拉丁文，再到各国文字的过程。其中各种文字的翻译所经历的路程均十分崎岖，几乎没有一种文字的翻译能够一次获得成功。阿拉伯文经过三次翻译和两次大的修改，拉丁文的翻译也是经过三个人的翻译才得以印刷。而中文《几何原本》的第二个译本直到1990年才出版。从1607年至1990年，该译本历经明、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历史阶段近四百年，《几何原本》一直是我国数学研究和数学教学的主要参考著作。这种情况在世界翻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梁启超曾赞扬《几何原本》的翻译“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后由于种种原因，《几何原本》只翻译了前六卷。
利玛窦临终前指定意大利耶稣会士熊三拔为继任人。先祖徐光启又在熊三拔的协助下，先后撰写了《平浑图说》、《夜晷图说》、《日晷图说》三部著作。在写作的同时，徐光启把熊三拔讲的测量用器“简平仪”的内容记录下来，整理成书稿《简平仪说》，并写了《简平仪说序》。又和熊三拔合作翻译出版了《泰西水法》。
《泰西水法》全书六卷，前四卷讲取水、蓄水方法，第五卷讲水质、水理，第六卷为图，描绘有关器具的图式。先祖徐光启在该书的序中指出：如果水利搞好，可以“富国足民，或且岁月见效”。根据“泰西水法”制造的器具，徐光启在天津屯田种稻时，进行了生产实践的检验。该书对中国的农田水利事业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泰西水法》被收录进《农政全书》的“水利”一目内。
先祖徐光启深感与西方相比，当时中国的天文历算已相形落后。我们沿用的元朝郭守敬《授时历》的《大统历》，是根据月相编历的，再加上几百年的积累误差，发生了相当的偏差。他多次上书要求修改历法。1629年，年近古稀的他，以惊人的毅力承担起了这项修改历法的重任。他在修历的过程中引进西方较为完整的天文历法知识，进而融汇中西文化。他领导邓玉函、龙华民、李之藻等一批科学家，夜以继日地工作，亲自观象，主持日、月食观察和预报，翻译有关著作，制作天文仪器，培养学生，直到积劳成疾，一病不起。1633年他去世前已接近完稿，1635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宗祯历书》。书成后不久明朝覆亡，未及使用，到清代才正式公布，沿用至今，即俗称的农历。
这部《崇祯历书》是包括了几十种各具专题的历法著作的总汇，含有天文学的基础知识、计算方法等，引进了第谷·布拉赫创立的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体系，以及地球为圆形的概念和地理经纬度的概念，从而破除了传统天圆地方（或地平）的观念，极大地提高了日月食和其他天文计算的精确度，引起历法史上的彻底革新，奠定了后三百年天文历法的基础，中国天文学从此纳入与世界天文学共同发展的道路。历书中确定的日期和二十四个节气的时间，非常准确，直到今天还是我国广大人民休假的依据和农事作业的重要参考。
徐光启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同时，希望以天主教宗旨补救儒学与佛学的不足，挽救世道人心。他1603年1月在南京由耶稣会教士汤若望主持受洗入教，教名保禄。他又邀请传教士郭居静前往上海开教。1608年，在徐光启大力资助下，郭居静在上海开教，2个月内受洗者达50人，徐光启全家也于此时入教。徐光启及其家族成为天主教在上海和中国传教事业最早的坚定而有力的支持者。他为践行中西文化的交融汇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先祖徐光启逝于1633年11月8日。临终时对先祖曾有如下记载：“……临没了了，只以疆圉多故为念，一语不及于私”，“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尽管身居相位，位极人臣，然而，家居“室廬僅丈，一榻無帷”；院落仅能供一马转身而已；临终之时，身边只一孙、一仆，留下的是满屋的书籍。先祖徐光启“冬不炉，夏不扇”，生活极为简朴。然而，去世后先祖徐光启却有一个极为隆重的葬礼。
明崇祯帝很是器重先祖的品行与贡献，卒后赠少保，谥文定，加赠太保，并赐大片土地封赏其子孙并用于安葬。
二、徐氏后裔简况
先祖徐光启有一子（徐骥）五孙（长孙：尔觉，次孙：尔爵，三孙：尔斗，四孙：尔默，五孙：尔路）。现在的徐家汇光启墓地，有长、二、三、四孙及其孙夫人同徐光启及吴夫人合葬于此。先祖徐光启的祖父和祖母合葬于肇嘉浜；徐光启父母亲和儿子徐骥夫妇、五孙尔路夫妇一起合葬于南市。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后两座墓阙早已经不复存在。
我们家是从三孙（尔斗）这条线嫡传而来的。我们家先祖辈原一直居住在上海老城厢小南门外的桑园街（现为黄浦区的桑园街），这里曾经是先祖徐光启在上海做农业试验的地方，加上去世后崇祯帝所赐的土地（见一下地图虚线内部分）。我们这一世代居住于此。徐氏的他房子孙有的居住在徐家汇，有的居住在南市的“九间楼”附近。后有的转居到市郊或当时的租界里。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由于先祖的品行在先，所以“唯耕唯读”“礼貌正直”是一条不成文的族规。徐光启的后裔，一般学历较高，读书和行医的比例亦高，还有不少人入教，有的还很有名望，如徐光启的四孙女甘第大夫人，“四房”一支的徐宗泽等。后代子孙有不下几十人为庠生，也出了不少举人和进士。
我们“三房”这一支的祖先也以读书和行医者居多。有两位是进士：第五代的学柄康熙丙子年为举人，乙未年为会魁，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充；第七代的慰祖为乾隆甲午年举人，丁未年中进士；王谟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岁试入上庠十八名补增。
我祖父徐际云（号：式曾第十一代）【2】自小学医，后成当地有一定名望的医生，以治疗相当险恶的如白喉、伤寒等病症见长；祖母沈秀莲又擅长操持家务，所以家境尚好。另外，我家在徐氏家族中辈分较高，加上曾有他房子孙出卖先祖遗产而曾、祖父母又将其赎回等原因，因此族中的公产，包括徐光启墓地、祠堂等一直是以祖父为主管理。祖父去世后，则由父亲徐海林（号：联杲）掌管。
从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积贫积弱，战乱祸患不断，社会动荡，此种情况下要保管好这份家业也当属不易。但是，祖父母辈始终认为要对这一个家族和先祖负责，所以，尽其能力在维持和保管着这样的一份祖业。父亲在这方面受到的熏陶很深。
20世纪10—20年代，在徐光启原来进行农业试验的双园（即现在的桑园街），祖父母筹款建造了二条全新的石库门里弄。内有几十幢新房，即“康衢东里”和“康衢西里”。上海“八一三事变”时被毁，损失惨重。然而，先祖传下的重要文物如徐氏家谱、先祖的画像等均完好保存了下来。这些文物得以保存是祖父母及我父母亲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尽力抢救出来的。听父母亲说，那天火光冲天，祖母和父母亲首先想到要将祖先文物抢出来，这过程竟将当时只有二岁我的二姐给忘在了屋内，是邻居将她抱出了火海。由于上一代人的努力，才使一些重要的文物逃过了劫难。
据父母亲回忆，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许，曾有一个美国人要购买桑园街处的大片土地，而且出价颇优，但祖父母等认为该土地是先辈祖宗传下的财产，不肯转让出手，这桩买卖也就耽搁了下来。后该土地上房屋被烧毁了，此人又来提及此桩买卖，结果仍被拒绝。此时，尽管家道中落，但是，祖母及父母亲认为家境再困难也不能出卖祖宗的土地。所以，这些土地财产一直给保存了下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的生活开始逐步安稳下来。按照人民政府规定，土地为国家所有。这时，我父亲徐海林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学教育工作，是一位对历史和文学颇有研究的高级教师。他深明大义，认为皇粮国税天经地义，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所以，尽管这时家境已不宽裕，而且在基本没有地租的情况下，仍变卖家里一部分较值钱的东西，做到依法纳税。约在1955年、1956年间，父母亲及祖母和族里其他子侄辈协商后决定将徐光启墓地及周围土地，祠堂等祖传文物古迹捐献给国家；将居住的土地（居住地图中的灰色部分）作了公私合营。一则了却了父亲响应政府号召，为国家作贡献的心愿，再则父母亲认为捐献交给国家托管，这些极为重要的文物将会得到更好的保护，也能更好地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事实证明父母亲的这个爱国举动是非常正确和明智的。
1962年在纪念徐光启诞辰四百周年的活动中，父亲又将世代保存着的徐氏家谱（这是一份具有很高历史及文献价值的文物）等文物捐献给了国家，为有关部门更好地研究徐光启提供了很好的资料。父亲的这一系列的爱国举动，得到了当时上海市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
但是，遗憾的是不久爆发了“文革”。父亲遭到迫害，经过先辈们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先祖画像、文房四宝等有非常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文物及徐氏祠堂等付之一炬，全部被毁；徐光启墓地也遭到严重破坏。
“文革”后拨乱反正，1982年政府出资修缮了徐光启墓地，辟建了“南丹公园”。1983年上海市政府、政协、统战部等隆重举行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活动，并将“南丹公园”更名为“光启公园”。这时，我父亲已经去世，我和三姐知仪代表母亲作为徐氏后裔代表之一参加了全程纪念活动。
记得当时上海市代市长汪道涵先生，人大常委会主任先生，著名科学家苏步青、叶淑华等在纪念大会上讲了话，对徐光启的学术思想和科学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号召市民向徐光启学习，学习他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谨的科学作风，学习他那种放眼世界，不拘一格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和为民造福的崇高精神。这是“文革”以后首次举行的高规格、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国际上影响都非常之大。
先祖徐光启在上海的遗迹很多，除了在徐家汇的徐光启墓地外，在南市乔家路（以前叫乔家浜）有他的旧居，俗称“九间楼”。以前这里是先祖徐光启及其部分子孙居住地。日前，我前去寻根，走访了“九间楼”，才知道徐氏子孙基本已经迁走。这幢砖木结构的建筑已是“垂垂老矣”！走到房内，经介绍还依稀可辨明代建筑的痕迹：横梁和已砌的砖墙上，有木刻雕花的痕迹，楼地板均为长宽板，地板栅为圆木（这是明清建筑的特点之一）。一个现象有点奇特，住户说他们的地板（楼板）没有蜘蛛网和虫蛀现象，在一般的老的木建筑中比较少见。
离“九间楼”斜对面的阜民路（就是现在的光启路）有徐光启祠堂。该祠堂是明崇祯年间建成。公元1878年（光绪四年）进行了重建。在“文革”中，祠堂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所有的物品和祖先牌位，当作“四旧”付之一炬。祠堂清空后，一个街道工厂搬迁了进去，几十年就后成了现在的模样。
南市还有“阁老坊”，但这早已经消失。该坊所处地方，经过初考，应该是复兴路和牌楼路口附近。
很遗憾，先祖徐光启在城南的许多遗迹，经过岁月沧桑，时代动荡变迁，加上未采取有效措施，许多已经不复存在，仅存的业已经面目全非或岌岌可危。然而，让我高兴的是，徐汇区政府高度重视历史文明古迹的保护和中华灿烂文化的传承，重视中西文化间的会通。一些政府官员为此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徐汇区政府在原光启公园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进行了多方论证，又花巨资，经过近两年的紧张设计施工，恢复了徐光启墓地原貌，且成功地迁建了“南春华堂”，并将其辟建为“徐光启纪念馆”；镌刻了拉丁文的墓志铭；铸造了“夜观天象”和“徐利谈道”两尊铜像；又多次组织高规格，影响颇大颇深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为后人纪念、学习徐光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上海保存历史文物，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为上海这个历史的、世界大都市的悠久历史文化传承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们无论作为一个市民也好，一个徐氏后裔也好，均表示深深的感谢！我相信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准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历史、文化这种精神方面需求将有着更高的追求，我想这些古迹、文物必将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影响也一定越来越深远。
注释：
【1】父亲在世时不允许我等后辈以“徐光启”相称，必称“文定公”或“阁老太太”。在本文中“文定公”及其后世，也都是我的祖先，为阅读方便，才全部以名相称。
【2】文中所述的**世，**代，均以先祖徐光启为第一代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