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生活及其作品
路易吉·利奇
我是马切拉塔的利氏古代家族的后裔，现为马切拉塔大学传播系的教授，专门从事书画刻印以及摄影艺术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虽然我并不擅长于政治历史学、或是宗教学、或是科学，但我非常愿意借着我个人的一些回忆和对家族历史的考察，努力为我们的文化交流活动贡献一己之力。
现代的传播方式与传统的传播方式有了本质的变化。今天，人们主要借助多媒体工具来传递和交流信息，方便而快捷。但是我们都知道，沟通的本质并不在于用什么方式，交流和理解的困难也不仅仅在于传播形成和语言的不同上，真正的关键点是因为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利玛窦是早期东西方文化传播的重要使者。他从意大利来到中国传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和文化，用以传播广泛又复杂的知识。这意味着，他在中国传播欧洲文化时，除了温习原有的知识、保持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外，还需尽力使其浅显易懂，并结合中国学习者的心理，从而使深奥晦涩的道理能够深入浅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年轻的利玛窦是多么的才华横溢，也可以想象他艰辛求知的过程。表面上看，他与马切拉塔的其他年轻人没什么不同，但是，只有利玛窦成为在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史上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利玛窦出生在马切拉塔城。在16世纪，马切拉塔曾是教皇国的一个重要城市，也曾是安科纳玛尔凯省的省会和红衣主教公署所在地。当时，这座城市的经济、政治以及行政管理都非常发达。这种发展的盛况可以从当时遍地皆是公证人、法官、军人和教会人士便可略知一二。
在古代，马切拉塔是从罗马到洛雷托（Loreto）的必经之地。马切拉塔城也正是因洛雷托的圣屋（即纳匝肋的圣屋）而闻名于世。相传洛雷托的圣屋是由天使带来，它是圣母玛丽亚和耶稣在纳匝肋的故居。后来，人们在圣屋之上又建筑了一座十分重要的教堂。为了完成这座大殿的建筑，当时曾召集了一批当时最为著名的艺术家参与这项工程。这些艺术大师们把几何学、全景学和制图学加以结合，使用各种工具，运用精湛的技巧和表现手法，创作了一幅幅壮观的全景绘画作品，这其中就有梅罗佐（Melozzo da Forlì）和司路加（Luca Signorelli）创作的杰作。利玛窦在去东方之前，参观过这座圣堂，艺术家的艺术画卷给利玛窦留下了深深的印象【1】。时至今日，洛雷托仍然是意大利著名的朝圣地，在那里有每年一次的朝圣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徒步去洛雷托朝圣。
马切拉塔城的四周曾是被护城墙包围着的，采用了碉堡式的防御系统，连同不同形式的小堡垒建筑，包围着古代的街道和乡镇。在古代，这些军事防御措施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城市，抵挡频繁的外敌入侵。
中心广场有一些著名的建筑物，如商业活动场所、市立塔以及一些雕像。直到今天，这些建筑仍然是这座城市的象征。广场边上的两座建筑最早曾是政府官员的府邸和学者宫殿，两个世纪前它们变成了大学，今天，这两座建筑则成为市政府大楼。还有许多建筑曾经是教堂以及不同修会的会院。另外，马切拉塔的私人建筑业也非常发达，人们新建了大量的建筑，这些建筑如今使市中心的建筑多姿多彩，许多建筑曾经是手工店铺以及商业活动场所。
利玛窦的父亲是一位医生，他的药店就在中心广场的不远处。利玛窦曾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儿童时代。在那间药店里，他帮助父亲制药，学习那些既充满趣味，又十分复杂的制药技巧和方法。离他家的住宅仅几步远处，从围墙堡垒前的斜坡眺望，可以看到意大利东半岛广阔的风景，从亚平宁山脉一直到亚得里亚海。或许正是受到大海景色的吸引，年轻的利玛窦开始幻想海上的旅行。因为几年后，他真的开始了漂流大洋航海旅行，到了十分遥远的国度。而亚得里亚海的海水拍打着海岸，见证了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和马尔凯的利玛窦的漂洋之旅。
利玛窦的教育和成长过程始终与耶稣会及其传教活动密切相关。在利玛窦生活的年代，有一些欧洲人开始尝试去东方探险寻宝，当然这种探险可能是需要付出金钱甚至生命的代价的，因为探险不仅可能遇上沉船、海盗，或染上各种不知名的疾病，而且还要事先组织计划得非常严密，并配备精良的装备。而耶稣会的传教工作是另一种形式的探险。在我看来，耶稣会的探险不同于一般的寻宝探险，他们具有更高的文化传播的目标，他们的工作又具有启发性，这自然就激发了那些知识青年追求理想的热情。
当耶稣会来到马切拉塔创建一所学校时，马切拉塔的人们都感到兴奋和激动。耶稣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为这座城市的年轻人们提供一个更完善、更适应时代的教育方式。进入那所学校上学，就等于在漫长、但是充满了远大目标的人生旅途上，迈出了第一步。耶稣会甄选新的会士非常严格，需要他们在文化方面有着深厚的底蕴。要知道，在当时，培养一个耶稣会会士相当于我们现在培养一个宇航员。年轻的利玛窦，正是在耶稣会传教的热烈气氛下，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
在家乡学习期间，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宗教及科学教育的世界中。几年之后家乡兴建了一些价值颇高的宗教建筑，比如：童贞女们的教堂、圣若望教堂等。童贞女们的教堂非常罕见，它是纯粹的文艺复兴运动时代的风格，通过中心设计图的模式来构建整个建筑，是一座典型的宗教式建筑。这些古迹建筑，不但至今依然完整地保存着，而且这些年来从未间断过宗教礼仪的活动。在圣若望教堂旁边，当时就是耶稣会会院。少年利玛窦就在这里接受耶稣会的教育直到16岁。
我自己的青年时代也是在那里度过的，不过，那里已不再是耶稣会会院，而是政府图书馆“Mozzi-Borgetti”，我的父亲阿莫德（Amedeo）曾是这家图书馆的馆长。小时候，我在图书馆的展览室里度过了许多日子，那时那里存放着很多耶稣会会院老图书馆遗留下来的书籍，存书总量超过4000本印刷书卷和115份手抄本。直到今天，政府图书馆“Mozzi-Borgetti”仍被认为是学习东方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里有许多文献，是关于那些出生及生活在马切拉塔市和马切拉塔省的、又曾去过东方和中国的旅行者以及学者们的重要文献。
在欧洲以及其他传教地区，戏剧是耶稣会会院使用的教学手段之一。耶稣会通过使用戏剧来影响人们的情感和心灵，藉着戏剧产生的感人效果，使人们逐步接近天主教信仰。有时，戏剧甚至是接受其他文化教育的人们认识天主教的唯一途径。耶稣会会院通过剧作艺术教育，使学生们学习演说术以及手势艺术，教会他们即使在情况最复杂、心理最脆弱时，仍然需要优雅的风度和仪态。当时，只有最大的会院才有自己专门的戏剧剧院，而其他的会院则使用普通教室作为练习不同场景的地方。演员通常都是一些学习修辞学的学生，导演则是任教该课程的老师。一般情况下，表演持续两到七个小时，但在盛大的场合，当时称之为节假日表演会，表演可以持续三天。在马切拉塔城，有一座公共剧院以及多座音乐学院。在那里，人们一步步见证了音乐剧和情节剧的诞生。实际上，那些本来在宗教仪式上表演的艺术家后来也都为歌剧院演出。
利玛窦在罗马的耶稣会会院居留期间得到了更丰富的经验。在那里，耶稣会给予的培养主要分成三个级别：最低级别是语法培育，主要学习拉丁文，为了增强记忆力。第二级别是人文科学以及修辞学培育，为了培养和发展个人思维和表达能力。特别受到耶稣会钟爱的作家有西塞罗（Cicerone）和维吉尔（Virgilio），同他们一起的，还有从事拉丁语创作的作家。最高等级也就是辩证法的学习，增加矛盾的难度，使他们能够熟练掌握自相矛盾的论题。学会使用这种辩证法，将不仅仅通过简单的肯定和否定形式来解决矛盾，而是会通过士林哲学的方法，站在更高的角度解决问题。
为了能够让学习者在演讲交流和诗歌艺术环境中表现得更游刃有余，罗马耶稣会提供了很多学习修辞学、音乐、演讲和朗诵的机会【2】。耶稣会常常使用不同的音乐器材来表现宗教题材的音乐。利玛窦虽然不是一个音乐家，但也能通过这种创作方式，利用歌词以及乐器，谱写音乐段落、作曲。
利玛窦的学术成就还得益于当时活版印刷的发展。利玛窦的家乡马切拉塔毗邻法比阿诺，而早在活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的三个世纪，法比阿诺就已经是意大利的造纸工业发源中心。受法比阿诺的影响，活版印刷被发明的几年后就在马切拉塔得以流传，人们开始认识并了解了关于书籍印刷的各种疑难问题。利玛窦正是在这个时候对纸张质量、印刷方法以及制图术有了切实的了解，这为利玛窦在不久的将来，成功地出版书籍奠定了基础。之后，他在罗马学习期间，又多次参观和欣赏了来自欧洲出版商的一些重要活版印刷书籍。那些书卷的图解说明，主要是通过腐蚀版的雕刻技术来实现的，同时，木板印刷术也曾被广泛地使用。当然，西方的木板印刷术的印刷质量，与中国的木板印刷术是无法相比的。
利玛窦一生中接触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这些无疑都注定了他将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在利玛窦的生活和经历中与其有重要的工作关系和生活联系的主要人物有：
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出生于阿布鲁佐大区，曾经被任命耶稣会的视察员，在西印度视察传教活动。他非常聪明，在当时地位崇高，被任命为议员。他曾是利玛窦的积极支持者之一。在罗马，他还曾被任命为耶稣会的初学生导师，就在他任导师期间，曾亲自主持了年轻的利玛窦第一年的考试。在马切拉塔他也曾担任过一年的耶稣会学校的校长。
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1575—1620），出生于普利亚大区莱切市，是一个数学和水利学专家。他出版过有关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书籍，还发明了一些工具，如天象构图仪和天体定位仪。1606年，利玛窦召熊三拔来到北京，他们两人一起工作，直到利玛窦生病去世。熊三拔悉心照顾利氏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并为利玛窦撰写了他的第一部传记。
罗明坚（Michele Ruggeri，1543—1607），普利亚大区（省）人。他曾和利玛窦一起去过远东地区。在中国肇庆市，他们两人还首次建立了天主教传教根据地。
高若望（Giovanni Cola，1560—1626），普利亚大区（省）人。他曾在中国澳门建立了一所美术绘画学校。
卡西亚诺（Cassiano）神父（Beligatti Giovanni，1708—1791），是一位在中国西藏传教的嘉布遣会士，曾写过关于中国西藏以及尼泊尔的人种论和人类学学术文献，后返回意大利，在马切拉塔去世。
安特尔莫（Antelmo Severini，1827—1909），出生在阿尔切维亚，是马切拉塔的耶稣会会院图书馆的前副馆员，也是巴黎汉学家斯坦尼路斯·朱利安（Stanislaus Julien）的学生。从1863年开始，在佛罗伦萨的高级皇家学院任教汉语及日语。在科里多利亚去世。
达伯铎（Pietro Tacchi Venturi，1861—1956）。他于1878年加入耶稣会，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于1911年出版了两部《利玛窦神父历史选集》。
杜若瑟（Giuseppe Tucci，1894—1984）。他是东方文化研究者，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对喜马拉雅山脉地带的宗教以及中国哲学和文学颇有研究，意大利远近东亚学院（IsM EO）的创始人和院长。他在那波里大学教授汉语。很荣幸的是，他和我父亲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
对利玛窦的原始资料以及其他东方文化研究充满着浓厚兴趣的人还有著名的美国大诗人Ezra Pound，在20世纪50年代，我还曾向他羞涩地索要过他的亲笔签名。
利玛窦不仅是一位传教士，还是一位天文学爱好者。他曾在科拉维奥神父（P.Cristoforo Clavio）的指导下在罗马学习。这位神父是位十分著名的天文学家，对1582年的教会日历改革有重要贡献。尽管利玛窦掌握的天文学知识并不是最前沿的，但按对当时的中国科学家而言，还是相当先进的，所以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值得赞叹的是利玛窦对于科学的严谨态度，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学习者，认为自己在理论科学上的认识十分有限，他总是虚心向更权威的学者和科学团体学习，寻求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拜读利玛窦的传记，我们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利玛窦曾在不同的场合向一些文人学士以及高官显贵赠送玻璃棱镜。玻璃棱镜通过分解阳光的基本成分产生的彩虹般的颜色，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我们知道，从科学角度分析，这种现象被称为光谱，在1666年1月，被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首次发现。为什么在还没有能够对光谱现象做出科学解释的时候，利玛窦赠送他人玻璃棱镜？可能因为当时，上文所提及的现象还没有被发现。伽利略（Galileo）借着光学物理的理论发明了望远镜，利玛窦虽然了解这件事，但利玛窦对整个科学过程却不甚了解，因而无法科学证明这理论。不过从象征角度而言，赠送一件观察某种现象的工具，藉着使用一种像光线般的非物质实体，来获得一种突如其来的短暂的美感，或许可以促使一些文人学士们去思考，去努力寻找科学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
回顾利玛窦的人生历程，我们不禁为他非凡的文化素养和出众的人品所感叹。许多人都会惊奇：利玛窦如何能够掌握如此庞博的知识？我们每人都会在各自的领域范围，尽量地开拓自己的知识视野，但是，当我们需要面对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和文化，研究从未涉足过的哲理思想，并且要在融入他人文化系统的同时，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知识，很多人可能会因此惊慌失措。可是，利玛窦的经历教导我们：努力去尝试，成功就在眼前。
如果把利玛窦传播福音的方法加以概括，那就是：“与中国人在一起，成为中国人。”也就是语言、社交、理智以及宗教方面的全方位本土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利玛窦努力使自己的内在和外在都尽量符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和传统。他成功了，但他的“中国化”也使他招致其他传教士的批评，有时甚至是来自同会会士的攻击。
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纪念日，在此，我援引万若望（Giovanni Vacca）一百年前（1910年）在马切拉塔大学举办的利玛窦纪念活动时所说的一段话来表达对利玛窦的崇敬之情。万若望说：“利玛窦热爱中国人，热爱他们的历史，欣赏他们的文化。他兢兢业业地完成上天托付给他的任务。他离弃了他热爱的祖国、家庭、朋友以及自己的母语。但是这种愿意付出爱的精神动力，是意大利这个国家的精神特点之一，这也使他有了另一番不同但充实的生活。”在中国，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新世界，他要酬谢这个新世界，为了投入到这个新世界，他抛弃了他在意大利的世俗生活（成为神父）。根据中国明朝（1368—1656）的历史记载，在一些描述有关外国地理的书中，首次出现了意大利的国名，它出现的频率在欧洲所有国家的名字中排行第一，有关意大利的首批消息在中国传播开来，这都应归功于利玛窦博士……他，偶尔也会带着一丝忧郁，向中国人谈起他那遥远的故乡，十分遥远，以至于他不敢希望、也不能希望有朝一日，它（意大利）会新奇迹般地靠近了远东地区。
在2010年的今天，在具有历史性的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刻，我们满怀希望和信心，希望借助周年纪念日活动能营造一个文化交流活动的新气象，学习利玛窦的精神，并把利玛窦的教导付诸行动，克服语言障碍，对比不同的文化体系，共创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