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中国蝗灾历史和治蝗观
水、旱、蝗历来是中国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尤以蝗灾为甚。蝗灾并非单纯的自然灾害，也夹杂着不当的人为因素，蝗灾往往紧随旱灾而至，真是祸不单行。古代缺乏有效的防治蝗虫的手段，加上天人感应思想的作梗，其造成的损失也特别严重。由于蝗灾发生的自然环境条件古今基本上差不多，所以我国的蝗灾并没有因农业现代化发展而消失，反之，只要是条件合适，蝗灾便会卷土重来。如2002年夏，河北、河南、山东、天津、新疆等有13个省区市100多个县不同程度地遭受了蝗灾。至6月底，农牧区发生蝗灾面积达9000万亩。蝗虫的发生，对当地的农牧业生产构成了严重威胁。回顾我国历史上蝗灾的发生、发展规律，古人治蝗失败的教训和一些有益的经验，鉴古反思，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蝗的字源演变
甲骨卜辞中有一个象形昆虫的字，温少峰等《殷墟卜辞研究》中收集了几位研究者的读解，都释此字为蝗，周尧《中国昆虫学史》及郭郛等《中国飞蝗生物学》加以引用，都作蝗字解。《古文字类编》不收此字，《甲骨文编》则收有此字，但不作蝗字解。此字的头部有两个触角，头中央有眼睛，下半身左侧伸出两只带爪的脚，右边没有。因字形像“龜”不像“蝗”，故《甲骨文编》将其收入“龟（龜）”字类，上面加一草头。笔者以为该字不能释作蝗，因理由牵扯太多，需要专文表述，这里从略。当然，说卜辞中出现的这字不宜释作蝗虫，不等于说殷商时期没有蝗虫为害，蝗虫在自然界的历史比人类还早，只是现在还找不到蝗字的更早字源而已。
《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蝗部》之“彚考”部分，列举了蝗的同义字有：螟、螣、蟊、贼、蝝、蝮蜪、蠎、蚮、蟅蠎、蟥虫等十字，其中只有蝝、螣两字是正确的，蠎可能是方言之蝗，蝮蜪是蝝的别称，螟、蟊、贼显然不是蝗，其余的意义不明，在文献中也罕见。彚考所附的蝗虫食庄稼图，绘的是蝗虫，注解竟是“螟图”，很离谱。
《诗经·小雅·大田》有“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稺”句，注：“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其中的螣指食叶之虫，螣可以包括蝗虫在内，当然不能等同于蝗虫，所以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蝗虫专称。
先秦文献记载的蝗灾，都称螽或蝝，最早记载螽的是《春秋·桓公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大雩，螽。”杜预注：“蚣蝑之属为灾。”但《说文》释螽是“蝗也”。当以《说文》为是。按蚣蝑即螽斯，和螽不同，后者是鸣虫如纺织娘之类。也可能当时的螽斯类可兼指蝗。蝝（音yuán），古籍上最早记载蝝的是《春秋》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冬，蝝生。”《尔雅·释虫》：“蝝，蝮蜪。”并加了注：“蝗子未有子者。”蝝和蝮蜪是同物异名互注，蝗子的释义是正确的。
蝗，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孟夏纪四》：“行春令？？则虫蝗为败。”及同书《审时篇》：“？？得时之麻？？如此者，不蝗。”《礼记·月令》也有“虫蝗为灾”的记载。但邹树文认为这些记载不可靠，可能是后人掺入。因秦以前古籍都称蝗为螽或蝝。到《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蝗从东方来。”《孝文帝本纪》“天下旱，蝗。”《孝武帝本纪》“西戎大宛，蝗大起”等才是历史上最早可信的蝗虫记载。
蝻，最早见于宋·李昉等撰《太平广记》卷四十九转引五代范资《玉堂闲话·蝻化》：“己酉年，将军许敬迁奉命于东洲按夏苗上言，称于陂野间，见有蝻生数十里，才欲打捕，其虫化为白蛱蝶飞去。”所谓白蛱蝶显然是古人的观察错误，其实是飞蝗振翅飞翔的形象。
综观古籍史书和方志的蝗灾记载，凡称螽和蝝的，主要都在先秦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以前；秦汉以后都称蝗或飞蝗，少数称蝗蝻，再也不见称螽和蝝了。
二、蝗灾的历史回顾
第一次统计历史上蝗灾的是明·徐光启的《除蝗疏》，统计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蝗灾的次数，指出春秋234年中共发生蝝灾111次，按月分布如下：
以上数字分布，非常合乎统计学上的常态分布规律。表明蝗虫是在4～9月（农历）间最猖獗。徐光启说：“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柤值也，故为害最广。”徐光启的这个统计与20世纪20年代江苏省及浙江省昆虫局研究全国各地蝗虫的发生季节非常吻合，就飞蝗而言，各地以5～8月（阳历）为蝗患最重要时期。夏蝗以5月中旬至7月上旬最盛，秋蝗以8月上中旬为最盛。6、7月是夏秋蝗并发的时期。
近代以来，屡有昆虫学专家进行从古到今的蝗灾为害统计，因所据的文献不同，次数自然不可能一致，其中以郭郛《中国飞蝗生物学》据《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蝗灾部》及《清史稿·灾异志》在为期2603年里（从鲁桓公五年即公元前707年至清·光绪三十三年即公元1907年）统计所得的次数最多，共804次（内蝗灾739次，蝝灾10次，螽灾12次，蝻灾10次，螣灾3次）。郭书统计记载公元前800年为最少发生期，公元1—11世纪为中等发生期，12—19世纪是高峰期。蝗灾次数的发展趋势由少到多，很有规律，说明蝗灾发展的严重性，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应指出，由于先秦时期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如只能用竹简木牍记事，交通不便，人口较少，信息不灵，国家领域较小等，都会影响记载的次数，所以实际的次数可能要高些。同样，后期12—19世纪纸张印刷术发达，交通信息都大为改进，记录的遗漏便要少得多，更能反映实际的情况。
徐光启《除蝗疏》对蝗虫的发生与环境气候条件的关系有很科学的见解：“闻之老农言，蝗初生如粟米，数日旋大如蝇。能跳跃群行，是名为蝻。又数日，即群飞，是名为蝗。所止之处，喙不停啮？？又数日，孕子于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蝻复为蝗，如是传生，害之所以广也？？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必也骤涸之处？？故涸泽者，蝗之原本也，欲除蝗，图之此其地矣。”
先秦简牍时期，记载蝗灾的文字十分简洁，如上引的《春秋》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冬，蝝生。”只有六字，到唐宋以后，纸张及印刷条件改善，蝗灾的记载便较详细，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唐）贞元元年（785年），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殍枕道。秋，关辅大蝗，田稼食尽，百姓饥，捕蝗为食。”（《唐书·五行志》）。
“（宋）淳化三年（992年），六月甲申，飞蝗自东北来，蔽天，经西南而去，是夕大雨，蝗尽死。秋七月，许、汝、衮、单、沧、蔡、齐、贝八州蝗，有蝗起东北，趋西南，蔽空如云翳日？？”（《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元）至正十九年（1353年），五月，山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能行。填坑堑皆盈。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之，又罄人相食？？”（《元史·顺帝本纪·五行志》）。
“（明）成化二十一年，大旱，飞蝗兼至，人皆相食。流亡者大半，时饥民啸聚山林。太平县蝗虫飞，飞蔽天，禾穗树叶食之殆尽，民悉转壑。是年垣曲民流亡大半，聚啸山林。三月，平阳蝗。四月，河南蝗。七月顺天蝗。”（《垣曲通志》《山西通志》）。
“（清）咸丰七年（1857年），春，昌平、唐山、望都、乐亭、平乡蝗，平谷蝻生，春无麦。青县蝻子生，抚宁、曲阳、元氏、清苑、无极大旱，蝗？？武昌飞蝗蔽天，房县、枝江、松滋旱蝗，宜都有蝗长三寸余？？黄安、蕲水、黄冈、随州蝗；应山蝗，落地厚尺许，钟祥飞蝗蔽天，亘数十里？？”（《清史稿·灾异志》）。
三、蝗灾的地理分布
上引公元前707年（鲁桓公十三年）至公元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止的2614年中，按蝗灾发生次数的地理分布，以黄河流域最严重，约占85.82%；长江流域占13.57%；华南西南占0.58%。这个情况与陈正祥研究的“蝗神庙之分布”基本一致。地理学家陈正祥查阅国内外收藏的中国方志3000余种，找出其中记载有蝗神庙地点的，即在地图上标明，最后制成中国“蝗神庙之分布”的历史地理图（蝗神是总称，包括叭蜡、虫王、刘猛将军等）。利用蝗神庙分布绘成的蝗灾分布地图，有一种超过文字记载的优点，因为凡是有蝗神庙的地方，反映当地的蝗灾必有反复发作的历史，故农民不得不立庙祭祀。陈正祥归纳蝗神庙分布图的特点有四：（1）蝗灾的分布以黄河下游为最多，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2）华中以南，蝗灾渐少，到了东南沿海，几乎完全没有；（3）蝗神庙分布的南限，大致同春季及年平均80%的相对湿度等值线符合；（4）云南高原中部和太湖流域相似，故蝗灾也较普遍。此图的不足之处是未能反映蝗灾偶然发作的地点，因为蝗灾偶发地区，往往没有建立蝗神庙，便无法在地图上反映出来。
历史上的蝗虫是没有分类的，郭郛等研究现代中国蝗虫的生物学分类，指出有三大类，即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郭郛等也将中国蝗灾的分布绘制成“中国飞蝗三亚种的分布”图，图中表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蝗虫主要都是东亚飞蝗，亚洲飞蝗主要分布在西北及内蒙古一带，西藏飞蝗主要分布在西南西藏青海一带。其中东亚飞蝗的分布情况，同陈正祥的“蝗神庙之分布”图非常一致，并且弥补了“蝗神庙之分布”中因不是多发性地区故没有蝗神庙的缺点，以及西北内蒙古和西藏地区因缺乏方志记载故蝗神庙极为稀少的缺点。将两图合起来看，可以对中国蝗灾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分布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和理解。
四、天人感应面临蝗灾的尴尬
子思、孟子等倡言“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天道与人道合一，自然与人为合一。汉代董仲舒更进一步发展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万神之君，天子是受天命而有天下。这种君权神授的思想，神化了皇权，至高无上，教民为善，百姓只有俯首帖耳的义务。但另一方面，天人感应也有限制皇权的一面，使得人君不能为所欲为。所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度，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在天人感应说的倡导下，产生了“变复”论，所谓变复乃指一切的灾祸都是天意，只有通过祭祀祈祷，才可以转“变”灾异而恢“复”正常。在蝗灾猖獗，眼看禾稼被蝗虫啮食无收，百姓饥饿死亡，人君这时再深自谴责，下诏罪己，又何补于抗灾？所以东汉的王充便坚决反对，他反诘道，天地广大，用一点点祭祀的食品，“天地安能饱？”。王充《论衡》的“商虫篇”及“祈义篇”虽然充满了反对天人感应的唯物论思想，但未能在历史上占上风，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深入人心。统治者和老百姓面临蝗灾猖獗时，都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在统治者方面，如贞观二年（628年）六月，京畿旱蝗时，唐太宗在皇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食我，无害百姓？？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这显然是一种替“天人感应”粉饰的“炒作”性记载。诗人白居易在其《新乐府》之“捕蝗”中有生动的描述：
“捕蝗捕蝗谁家子？天热日长饥欲死。兴元兵甲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
始自两河及三辅，荐食如蚕飞如雨。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
河南长吏言忧农，课人日夜捕蝗虫。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
捕蝗捕蝗有何利？徒使饥民重劳费。一蝗虽死百蝗来，岂将人力竞天灾？
吾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万民赖，是岁虽蝗不为伤。”
白居易写这首诗时，在门下省任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负责“供奉讽谏”，类似现在的检察官员。发生蝗灾，他当然有责反映情况，这种反映使用传统的诗歌形式表达。这首诗所含的信息量很大，除了对蝗灾的猖獗作具体描写，还暴露了当时人们对蝗虫生活史的不了解，说蝗虫是“和气蛊蠹化为蝗”，这种认识带有普遍性。其次反映了唐时已开始用粟米换蝗虫的鼓励捕蝗措施。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作为一级官吏的知识分子如白居易因受到天人感应的影响，在捕蝗问题上彷徨无所适从的心态，怀疑人力捕蝗不起作用，感到在蝗灾面前无能为力，反过来相信只要“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而这种良政像唐太宗那样“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万民赖，是岁虽蝗不为伤。”也未免太便当了。
但是，也有部分官员不相信天人感应，主张蝗来即要捕蝗灭蝗，不能任其猖獗。如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大蝗，官民只知道祭拜，坐视蝗虫食苗，不敢捕杀。玄宗则自责修德不够，致遭天谴。他询问臣下们的意见，宰相姚崇力主利用蝗虫的趋光习性，于“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他派遣御史，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却执奏说：“蝗是天灾，自冝修德？？”。拒绝御史执行任务，姚崇大怒，牒报若水，如若听任蝗虫食苗，导致百姓饥饿，要对后果负责。若水这才被动投入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黄门监庐怀慎也持同样观点，被姚崇驳斥后才不敢再言。
到宋代，天人感应说被程朱理学所张扬，仍然很有威力。宋代的朱熹奉旨去浙东一带视察旱灾和蝗灾的情况，随时报奏皇上。其中提到他在会稽县广孝乡亲自主持捕蝗、收买、焚埋蝗虫。大蝗一斗，给钱一百文，小蝗每升给钱五十文。但同时朱熹又举行祈祷，专门写了一本“乞修德政以弭天灾状”，开头报告沿途所见灾情之严重，接着说“臣窃不胜大惧，以为此实安危治乱之机，非寻常小小灾伤之比也。为今之计，独有断自圣心，沛然发号，深以侧身悔过之诚？？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庶几精神感通，转祸为福？？”。
在民间方面，从原始社会时期起，早已有万物皆有神的思想和信仰，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只是这种传统信仰的理论提高，民间很容易接受。但在蝗灾猖獗面前，民间对蝗灾的态度也处于非常矛盾尴尬的境地。
周代最早的祭祀神称“八蜡”（zhà），指八种要祭祀的神，即“先啬”（神农）、“司啬”（后稷）、“农”（作物神）、“邮表畷”（田神）、“猫虎”（益虫神）、“坊”（河堤神）、“水庸”及“昆虫”。先啬和司啬是丰收之神。祭猫可除田鼠，祭虎可除野猪，故猫虎成为祭神。昆虫专指为害庄稼的害虫。“坊”“水庸”“邮表畷”都是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保护神。到后世，八蜡的内容起了变化，先啬和司啬转为神农和后稷以后，从八蜡中分离出去，单独祭祀；猫虎因其捕食对象减少也慢慢淡出了。八蜡神在民间浓缩演变为驱除害虫之神，特别是为害最厉害的蝗虫，被提到了首位，称之为“虫王”。所以八蜡庙或虫王庙，在华北农村实际上都是祭祀蝗神的庙。
刘猛将军庙（简称猛将庙）产生于南宋的太湖地区，当地民间认为刘猛将军的驱蝗威力远超过八蜡庙和虫王庙。清初的袁枚竟然把八蜡神降级为受刘猛将军的支使：“虫鱼皆八蜡神所管，只需向刘猛将军处烧香求祷，便可无恙。”
刘猛将军指南宋抗金名将刘锜（1098—1162年），他和岳飞（1103—1142年）同是南宋抗金名将。因受张俊、秦桧排挤，被剥夺军权，改任地方官，受到人民爱戴。
刘锜曾于宋高宗六年至三十一年间（1136—1161年）先后驻军或转战于镇江、扬州、金陵、平江、芜湖、合肥一带，其战功显赫，深入这一带民间人心。而这一带正是蝗虫的滋生多发区，所以刘猛将军庙独起源于太湖地区，为纪念刘猛将军举行的庙会（猛将会）也特别多。刘锜更被封为灭蝗之神：“宋景定四年封刘锜为扬威侯天曹猛将，有敕书云：‘飞蝗入境，渐食嘉禾，赖尔神灵，剪灭无余。’”又：“景定四年，上敕封刘锜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蝗遂殄灭”。
刘猛将军庙的威名还逐渐传入黄河流域，与北方的八蜡庙或虫王庙并存，河北徐水、武安县还有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三庙并存的现象。《山东·威海卫志》说：“八蜡庙，俗名虫王庙，在东北门外，康熙末年建。后改为刘猛将军庙，刘能驱蝗，有求必应，江、浙多祀之，雍正六年奉文捐建之”。
蝗神庙的历史演变表明，自古以来，人们对蔽天遮日而来的蝗虫缺乏有效的防治方法，先是祭祀八蜡神，以后发觉不灵验了，直截了当改祀虫王庙，虫王庙也不见得灵验了，听说江浙一带的刘猛将军“有求必应”，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乃又转而建立刘猛将军庙。
八蜡庙和虫王庙的祭祀是贿赂性的，乞求虫王手下留情，是软的一手；刘猛将军庙则是打击性的，硬的一手，不吃软的就请刘将军把你消灭掉！软硬兼施，胡萝卜和大棒并举，蝗灾依然如故，三庙林立，是历史上农业生产和农民饱受蝗灾苦难的印证。
五、历史上治蝗的生态观萌芽及其现实意义
尽管天人感应的思想深入人心，但在治蝗问题上陷于困境，不论政府官员和老百姓实际上在祭祀虫神的同时，也投入积极的捕蝗灭蝗斗争中去，并且摸索出许多灭蝗的经验。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归纳历代的除蝗方法，无非是治标和治本两大方面。治标包括仿宋淳熙年间勑令，命官民及时上报蝗虫情报，违者受杖责处分；对因穿掘、扑打捕蝗损伤苗稼的，给予免税和赔偿；实行以蝗易粟，鼓励民众捕捉蝗虫；提倡食蝗等。治本方面，在低洼积水和有水草生长的地方，发动农民割草，晒干后既可作燃料，又清除了蝗虫产卵的场所；春夏间发动捕捉蝗卵，捕卵一石，可减少蝗虫百石；干卵一石，等于减蝗千石。（笔者按：一斤卵块约有蝗卵4万～8万粒，故一石卵绝不止百石蝗）对捕卵后残存的初生蝻子，预掘长沟，每隔一定距离掘沟一条，发动农民敲锣驱赶，蝗蝻受惊，跳入沟内，即以泥土填入掩埋。对漏网的成虫飞蝗，用绳兜兜取，布袋盛贮，拿去换粟。最后，在蝗灾过后，还要检查冬月有蝗虫产卵处。再得除子，冬闲除子一石，可敌治虫千石。又鉴于蝗虫不食芋、桑、菱芡、豌豆、绿豆、大麻、芝麻等，可以多种这类作物，有利于减轻蝗灾为害。以上的方法可以说已经相当周详，只因蝗灾之来，非常迅猛猖獗，所以收效也受到限制。
受到明朝徐光启《除蝗疏》和董煟《救荒活民书》等的影响，进入清朝以后，有关治蝗的专书也多了起来，如湖广布政使俞森的《捕蝗集要》、山东蒲松龄的《捕蝗虫要法》、浙江陈方生的《捕蝗考》；陈仅的《捕虫汇编》、江苏顾彦的《治蝗全法》、陕西芷龄的《除蝻八要》、陈崇砥《治蝗书》等。反映了有知识、有科学头脑的士人，紧跟徐光启、董煟之后，提倡人力治蝗，后继有人。当然，明清治蝗书的增多，也不是好事，它反映蝗虫问题到明清时期不见减轻，反更见严重，与蝗神庙的增加是一个铜钱的两面。
在祈祷神力驱蝗和主张人力捕蝗的历史过程中，还有一个插曲，不妨一提，即从单纯的捕蝗灭蝗发展为直接食用，或间接作饲料用。如在明末浙北嘉兴、湖州地区的农民发明了以蝗虫饲鸭，山区贫民以蝗虫饲猪等措施。这不是简单的治蝗方法改进或废物利用，从能量循环利用的角度看，是合乎生态学原理的。对于大量捕集的以数以千百石计的蝗虫，如只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概焚埋，不加利用，也确实是能量（蛋白质）的很大损失。唐太宗带头吞蝗的传说影响很大，据说唐代民间因而形成了食蝗的风俗，甚至于以蝗虫为珍贵的食品，互相馈赠。
据分析，蝗蝻的粗蛋白含量为71.21%，粗脂肪为9.1%，碳水化合物为5.13%，灰分为5.24%。其食味近似虾干，营养价值和鱼肉类相当。民国时期的北平、天津一带餐馆里，还有以蝗虫为佳肴，供顾客点菜之需。苏北蝗区常年有蝗虫产卵的地方，遇蝗虫大发之年，居民打了蝗虫，晒干后贮藏起来，做干粮或肥料用，荒年时还要预防晒场上的蝗干被人偷去。历史上自南京浦口至徐州一带，处于洪泽湖和微山湖蝗虫滋生地带，蝗灾频繁，形成了以蝗蝻饲鸭的传统，有专业的鸭户领导放鸭，犹如蒙古草原的放牧牛羊一样。据调查，一只大鸭一天能吃掉蝗蝻两斤，则一千只鸭每天的食蝗量达两千斤之多，当地的蝗虫虽然年年滋生，也就难以成灾了。以蝗蝻饲养的鸭子，肉质特别好，很少人知道南京板鸭驰名全国是因为有蝗蝻饲鸭的缘故。
上述天人感应信仰面临蝗灾的尴尬，已成历史的过去。如果不把天人感应视为迷信思想，停留在立庙祭祀祈祷的阶段，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信仰仍然有其科学的积极的意义。生态学并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可以向自然无限制地索取。人只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受自然界生物链规律的约束。蝗虫之所以猖獗，是因制约蝗虫繁殖的客观条件失控，如干旱缺水，天敌减少、植被单一化、越冬残虫量大等，给蝗虫提供了快速繁殖、短期内暴发成灾的可能。气候干旱化是亚洲大陆腹地的大趋势，非人力短期内所能扭转，但其他人为的因素如河滩裸露，湖库脱水，退耕还湖、还草、还滩过程中没有注意综合措施，残留虫量太多等，都是导致蝗虫暴发的因素。蝗虫的天敌包括菌类、螨类、昆虫类、蜘蛛类，两栖动物类、鸟类等，据统计，达68种之多，尤以鸟类的食蝗量为大，其次是捕食蝗虫的昆虫；天然的益鸟因人们捕捉不断减少，只能依靠鸡鸭等家禽实行突击捕蝗。
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蝗虫问题虽然不可能彻底解决，却完全可以科学地控制。继承历史经验，在蝗虫多发区附近有计划地组织一定规模的养鸭养鸡场，扩大推行生物治蝗、食蝗和制作蝗虫饲料，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一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