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远近高低看历史 (4)
中国的学术传统，喜欢讲会通，战国以后，中国历史上没有像西方般那种分道扬镳、百花齐放的情形。可以说孔子是一政治家，或说他是一哲学家，或教育家，或史学家，甚至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未尝不可。但孔子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的某一项专门学问上，而在于他的博学和思想。历来文人以博为荣，如果能博览群书、旁征博引，很容易得到别人的夸赞。
传统文人的信仰
《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亦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然而成功的机会少，失望的时候多，于是又出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而达观的态度相互结合补充，几千年中影响始终不衰。
盛衰得失辨英雄
史家的功绩，不仅在于完成了一部史书，而在于这本史书将会带来的作用——催生新的历史人物。比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后来毛泽东在年少时期遇到了这本书，反复研究，最后成为一个开天辟地的历史人物，可以说这其中便有司马光的影响。
我们研究历史，最终是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到最后，还是想将现在的人培养成“历史人物”，不断地开拓创新，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幸福。人是历史的主角。研究历史，应该从人入手，然后回到人身上。
在文学史上，最受后人推崇的三位是屈原、陶渊明与杜甫。屈原得不到君王的信任，最后吟诗上下求索、怀沙自沉汨罗；陶渊明宁肯带月荷锄、东篱把酒，也不想在官场樊笼中多停留一日；杜甫更是“奈何明月照沟渠”的一个注解，他有“致君尧舜上”的豪情，却只能面对“国破山河在”的现实，仰慕诗仙李白却得不到热情的反馈，虽立誓“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在有生之年没有感受过一天文豪的得意。这三个人都是失意的人，却均以赤忱之心，神来之笔，表达出他们各自的心志。
熟语中有“志士仁人”一词，人若无志，纵然有才也不能算贤士。但其所志，也正贵在此“仁”字上。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又说：“匹夫不可夺志”。有仁志便是立德，不论在盛世还是在乱世都是如此。而且，生于乱世的人，因为没有机会立功立言，往往更能体现出他的志与德来。
中国历史上首推孔子，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孔子以后，如孟、荀、庄、老诸子生于战国，他们的时代更不如孔子。两汉社会胜过先秦，但论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较多出现在动乱的东汉时期，如经学大师郑玄，身经党锢，下接黄巾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唐代人物，开元以前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衰贫，但文豪大家辈出，以朱子为最。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明亡之后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都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以上林林总总的人物，都生于乱世，却超越了所处的时代局限，影响到后世。这便是钱穆所说的“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钱穆自己也生于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他的观点不仅超越了当时人对历史的认知，将来还会帮助中国人重新认识传统，重新找回适合我们的道路。
研究历史人物，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在现实的人生上。“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既然同样有这样不短不长的一生，我们也应当相信人皆可为尧舜。如果没有见贤思齐的志向，那么古人是古人，历史是历史，与我全无关系，这样研究也不会有结果。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衰更乱。可是我们的处境，比起古人来，实未见困难更甚。”内乱刚刚平息，国家未来尚一片迷茫的五、六十年代，钱穆如是说。但他相信，如果当时的中国人都能设身处地、平心静气去研究历史上那些处于衰世乱世的人物，那些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甚至是那些如颜渊般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就会知道今天的天下兴亡与否，匹夫有责。脱离现实的空想，飘渺空疏的学术，只会让人嗟叹终老，辜负这乱世赋予每一个人的那份责任。
叔齐伯夷之志、阮籍嵇康之狂、王安石司马光之争辩，似乎都与我们的生活相隔太远。这些人不写进历史，我们还是要继续生活，但历史的大命脉在正在这样的人身上。中国历史的伟大之处与可爱之处，正在于有这样的人来解释人生的精髓，或许我们的身边乃至我们自己，都能感受到那些藏在史书中的人生，能感受到时代的责任。
历史注脚：
人生三不朽
汉朝时的公叔段提出了“人生三不朽”，也就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一直是文人政客的人生标准。立德、立功与立言是三种人生不朽的档次。德指的人格方面，功指的事业方面，言指的思想与学术方面。树立高尚的品德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建功立业或是成一家之言都在其次。
无作为的颜回
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的颜回，字子渊，亦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论语》中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创新，他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他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自汉代起，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追加谥号：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元文宗又尊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复圣”，山东曲阜还有“复圣庙”。
地理与文化的相互成全
我们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要说着这样的话，穿这样的服装，有这样的饮食与习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必须了解我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同样是面粉，西方人用来烤成面包，我们却揉成包子馒头，这绝不仅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地域差异也是一个潜在的操盘手。
天时、地利、人和，是我们认为可以办成大事的条件。人在天地之间，如果说天代表着一种共同性，地就代表着一种差异性、不同的地域会孕育不同的文化，非洲人不同于爱斯基摩人，希腊人迥异于蒙古人。不同的地域也只能培养出特定的人物。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地理和历史是人的双重限制。
提到中国的地大物博，我们可能没有准确的概念，但若说我们的四川面积相当于法国，陕西的面积相当于英国，云南比德国略大，上海市可比荷兰，可能就又能体会得深一些。有人说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们不容易分成小国，但看一条多瑙河可以流经欧洲10个国家，为何长江黄河，秦岭太行没有将中国四分五裂呢？可见这也不仅是天然屏障的关系，地理背后文化的粘合性更加强大。
在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中，法国的伏尔泰是最关注中国的思想家。他称颂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政治开明、道德高尚……总之，中国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对中国的赞美更是热情：“我相信，如果需要挑选一个精于辨识各民族的优点，而不是精于鉴赏女神的美丽的评判员，那么金苹果就应该奖给中国人。”
对于习惯各自为政的欧洲人来说，中国最能冲击他们的便是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这是最直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差异。中国没有宗教，但又似乎有很多信仰，中国文字在欧洲人眼中非常难懂，他们甚至认为这是导致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中国不是另一个国家，而是另一个世界，这种文化巨大差异，也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地理传播来看到一条脉络。
一种文化长久停滞在某一个区域内，便很难突破和前进。但如果像流水一样随时变动，就能产生出新的浪花来。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这种迁徙，就成为文化的流动。
西汉末年，长安残破。东汉末年，洛阳又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便产生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
文化的新生，需要新地域的培养。佛教传到中国，在慧能的弘扬下形成的禅宗南派，成为佛教后起的一大派。儒家从北方传到南部，便在宋代之后产生了一批新儒家。可以说朱子就是南方人物中最有影响力者，而此后重要的思想家，也多出自南方。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如太平天国起于粤，而平定太平天国的多是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蔡锷，都生在湘粤，毛泽东也是湘人。
在人文兴衰的这条地理路线上，我们便可看出中国文化能绵亘四五千年、长盛不衰的原因。中国文化的新生与新力量，大体都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的。因此钱穆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正是随着新地域的转进而扩大的。
历史注脚：
中国式文化扩张
中国文化的扩张，与西方的殖民扩张不同。西方文化发生在都市，都市中的工商业，必须通过向外伸张来以求维持繁荣。中国文化产生在农村，农村与都市之间相互依赖，都市吸引农村主动与之联系。西方的帝国主义，是向外伸张。而中国历史上的地理推扩，则只是一种向心凝结，也因此，我们的文化扩张自觉而且牢固，不仅将地理疆域不断扩大，最终也将不同的地域之中的文化囊括在了整个大的文化之中。
新疆的汉族文化
新疆古称西域，位于祖国的西部边陲，是世界各大文明交汇之处，也是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从新疆各地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看出，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有不少内地居民来到新疆。公元前101年，西汉王朝开始在天山以南的轮台、尉犁一带屯田，公元前60年建立西域都护府之后，戍边官吏、屯田士卒、商人和家属等人大批来到新疆，汉人逐步形成遍布新疆各地的大分散和各个屯田点小集中相结合的分布格局，这种格局延续到东汉和魏晋时期。
汉人将韭菜、葱、白菜、桃子、枣、梨等原产内地的农作物带到新疆，汉人的能工巧匠则开设了规模巨大的造纸、制革、丝织作坊。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之后，从内地调来数万以汉、回族为主的绿营军队，携带家属在天山以北长期驻防，并从事屯田生产。到19世纪初，天山北部民屯加上军队、军屯和商人，汉族人口超过30万，成为仅次于维吾尔族的新疆第二大民族（当时维吾尔族人口约57万）。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自建城以来就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移民城市。
新中国建国之前，新疆省内的汉人不到6%，1970年代达到40%左右，其中1990年时由于汉族回归内地，汉族人口比例又下降到37.6%，至2006年又上涨到40%左右。1990年以后，新疆地区的发展吸引了新一批内地经济移民。而且伴随汉人移民的增加，汉人分布区也从北疆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地区往南的扩展。有数据说，1990年以后的15年里，北疆汉族人口增长了29%，南疆则为58%，比在北疆快一倍。新疆文化中，汉族的贡献和成绩都不可磨灭。